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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一向对于垂涎中国金融业大把搂钱的新加坡人，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想要对付新加坡政府，国内这边儿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就是淡马锡财团。
过去二十年里，淡马锡主要依靠关联公司的投资及商业合作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八十年代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酒店业及服务业相关的行业，现在的投资领域则覆盖从金融业、制造业到港口、运输及物流的多种行业，更增加了自身的直接投资。
但在亚洲市场对淡马锡开始审慎之后，能否沿着上述既有的战略进行，需要更加细腻的操作，尤其在人事布局上先于业务布局。
如今高层安排范亨坐镇香港，主要就是要看看新加坡方面的反应如何，是不是会因为吴作栋口出狂言而做出一些私底下的解释来。
中国企业和政府对淡马锡已经是耳熟能详了，这三个字本是马来语“海边城市”的音译，也是新加坡早年的旧名，最早出现在郑和航海带回来的地图上。
一九七四年，淡马锡成为新加坡财政部用于控制和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的主权财富企业的名字，截至目前。淡马锡所管理的投资组合净值超过六百亿美元。
亚洲金融风暴以前，淡马锡平均可以维持百分之十八的回报率，亚洲金融风暴后，新加坡经济遭重挫，淡马锡处境艰难，去年的平均回报率则跌落到百分之三。
去年，时任新加坡科技公司CEO的何晶受任于败军之际，被新加坡政府任命为淡马锡新总裁。
何晶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的续弦夫人，新加坡科技是淡马锡一家未上市的控股公司，负责工程、技术、军事以及地产等业务。
何晶和李显龙时常意见相左，李显龙当时虽然是财政部长，但他不能做任何片面决策，他只是一个团队的一分子而已。何晶出任淡马锡总裁，李显龙老大不情愿，因为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尴尬局面，太太需要向自己汇报工作。为此淡马锡专门修改董事会章程，由何晶向一个九人董事会汇报。
不过在何晶进入淡马锡的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公司预计能够创下了七十四亿新元利润，是她进入淡马锡之后第一年所获利润的三十倍，为新加坡GDP带来百分之十的贡献。
何晶对淡马锡作了一项现在看来及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不再将主要的投资放在新加坡，仅留三分之一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亚洲，另三分之一在亚洲之外。这个对深受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刚恢复元气的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不容易被理解的决定，毕竟每个国家都希望尽量留住投资。
出乎意料的是。淡马锡在中国的投资，很快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和巨大的回报，这其中最受外界瞩目的就是饕餮了中国银行业盛宴。
淡马锡最早进入中国大陆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投资项目五花八门。但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还是在去年之后，起得早不如赶得巧，积极进入中国的淡马锡迅速抓到了中国金融行业改革的大好时机，参与了其中的资本盛筵。
在一些协议框架之下，淡马锡将协助中国银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包括向中国银行推荐一名董事候选人，除着力提升公司治理外，淡马锡将利用其在亚洲金融业的网络，协助中国银行发展人才资源和科技基础。
淡马锡与中国金融业的关系不止是简单的投资，他们还进一步尝试联手中国金融业投资国际市场，发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尽管新加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执政，但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经营运作基本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与私企一样，董事会是公司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说，政企分开，市场化运营国有企业，是淡马锡模式成功的关键。
作为国有企业，淡马锡不存在对政府财政的软预算约束依赖。相反。该公司通过公司化运营，不仅能按照企业标准向财政系统上缴税收，更可以籍所有者权益的规则，向政府出资人输送投资收益所得。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淡马锡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实质上起到了政府控制金融部门的作用。
淡马锡模式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全资持股控股公司的方式，透过控股公司这个平台，以财政财力向企业投资，体现政府作为企业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通过控股公司在各企业董事会中的影线力，完成政府对市场中经济体的间接控制。
另一方面，政府不直接介入企业的公司化运营，也不直接干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让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盈利。届时，又通过控股公司的管道分取收益，形成良性循环。
淡马锡特有的模式以及在中国成功的投资运作，客观上为中国培育了高级金融人才，无形中起到了培训基地的作用。
但是，这些人的经营理念，则也受到了淡马锡的严重影响，实际上危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此时范亨才在香港呆了一天，就已经传来了消息，说是尽管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口出狂言积极**，但是淡马锡方面却已经开始私下运作，企图通过捐助来缓解有可能出现的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反击。
“刚刚收到的消息，淡马锡与旗下的六家新加坡公司打算一起捐助二十台医院使用的呼吸机和两台给民航总局使用的热成像扫描仪。”范亨对儿子范无病说道，“并且何晶还写信给吴副总理，说看到我们与非典的抗争，他们很受鼓舞。希望能够表达他们对中国这个重要任务的信心和支持。”
“切，这才值几个钱。”范无病鄙夷道，“让吴作栋把说出去的话在反过来说一遍，我回赠他两百台呼吸机，够他子子孙孙用下去了！”
范亨接着说道，“除此之外，他们也承诺，在非典危机基本解除之后，淡马锡牵头在上海推出中国和新加坡历史上最大的论坛，以显示了他们对于中国的信心，并计划邀请美国、英国、欧洲，澳洲和中东的全球投资代表汇聚一堂。”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冲人气而已，我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做到，哪怕是现在都可以做到，我并没有从中看到诚意或者悔过的态度，不过，高层是什么意思？”范无病问道。
“高层的意见有些分歧，显然受外界的干扰比较严重。”范亨回答道，“大概吴作栋的前任秘书会来香港这边儿，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如果中央方面觉得不宜开罪新加坡的话，这事儿估计就算是揭过去了。”范亨皱着眉头回答道，“而且据说。淡马锡正在筹划用十五亿美元来换取中国银行百分之五的股份，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确定下来。”
“这么便宜？！贱卖国有资产啊！”范无病一听这话，立刻就蹦了起来，大声嚷嚷道，“卖给我哦，我出二十亿美元行不？！”
事实上淡马锡的胃口确实很大，仗着自己在大陆的人脉关系，以自己精于金融业管理的借口，大肆疯狂掠夺几大国有银行的股权，所花的代价却非常之小。这事儿范无病前世就听说过的，眼前碰到了这个机会，自然是想要一脚踢开淡马锡，自己操刀上阵了。
要说资本，要说管理团队，要说管理经验，淡马锡怎么可能比得上范氏投资集团？范氏投资集团一年的盈利都要比淡马锡的总资产多上好几倍，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现在新加坡自己主动跟中国翻脸，从此中国考虑这些经济建设项目时再也不必替新加坡着想了，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只替自己的利益着想，谁也休想再对此说三道四，这对中国实际上是一大解脱，难道不是好事？
再者，中国跟东南亚诸国只需国与国之间直接打交道就是了，本来就没必通过东盟，东盟的存在实际上成了新加坡手舞足蹈、抬高身价的舞台，除了对新加坡有利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并没多少好处。
中国从此不声不响把东盟晾在一边，直接跟有关国家打交道，实际就拆了新加坡的台，减少这个江湖骗子行骗的机会，这对谁都没伤害，如果能够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或缅甸陆路运输工程，美国利用新加坡为基地封锁中国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美国使用新加坡基地的重要性也相应减少。
这样一来，新加坡想卖基地也卖不出好价钱了。
即便是卖出去了，那主要用途与其说是对付中国，还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周围的穆斯林国家，那些国家自然不会不明白这点。那样一来，想收拾新加坡的国家自有其人，用不着中国说什么做什么了。
范无病想了一通儿，就觉得这一次还是要媒体先行，经济挂帅，把淡马锡给踢出中国去，对于自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更何况，几大国有银行的股份，与其白送了外人，还不如便宜了自己。起码能够卖个好价钱，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少一点儿。
第一千二百零二章 谈话
范亨和范无病父子俩在香港这边儿未雨绸缪。布置大局，国内却是乱成了一团儿，情况非常危急。
四月二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卫生部长出任防治组组长，副秘书长负责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并提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由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
四月三日，卫生部长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他向大家通报的数字是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京城12例，死亡3人。
四月十日，卫生部副部长在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通报的疫情数字是可信的。截至四月九日，全国的发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广东的病例上升为1213例，京城仅有22例、死亡4例。
四月十五日，卫生部公布，截至上午，全国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广东1273例，京城只有37例，死亡4例。
四月二十日，新华社发布中央的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免去京城市长的市委副书记职务，根据惯例，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再担任卫生部部长和京城市长。
这一天，距离卫生部部长就任也就是一个月，京城市长就任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公布的最新非典疫情中，京城确诊的非典病例是339例，疑似病例是402例，而在五天前卫生部公布的疫情报告中，京城仅有37例，死亡4例，死亡人数和十天前相比一个也没有增加。
这一组数据表明，至少在京城地区存在着重大疫情的瞒报和漏报。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谎报军情，而作为全国卫生系统主管的卫生部居然对自己眼皮底下的京城都不能掌握真实疫情，又哪里谈得上把控全面情况，尽责尽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天灾固然可怕，但是人祸更为可恶。
根据卫生部副部长的介绍，媒体才知道，国务院一再要求京城市政府统筹不同部门所属医院疫情的调查和监测，但是成效不大，而作为卫生部对京城的防治也指导不力，最终公布的数字居然是国务院特派小组在北京各大医院挨个统计排查出来的，这难道就是京城要建设的高效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节前后就有广东的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确不易把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公开报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是报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
广东地方政府控制的节奏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虽然新闻媒体在早期病情没有明朗之前没有作公开的披露，但是确认疫情之后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社会大众正确防治非典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理论上讲。作为后来才发生疫情的全国各地尤其是京城地方政府应该比广东做得更好，更从容，更有预见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可惜，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如果说卫生部自身公布的数字是可信的话，那么不断上升的发病数也早已打破了卫生部部长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结论，更何况还存在着他眼皮之下的瞒报漏报，这让生活在京城的，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众多市民感同身受疫情环境的同时，作何感想？而他们在党政一把手们频频视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以及京城的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的新闻报道面前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