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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需要操持。家里一共有十口人，他们夫妇俩，五个孩子，一个勤务兵和两个阿姨。勤务兵叫李部，十七八岁，是河南信阳人，他负责家中的粗重活，以及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人很腼腆，吃饭的时候总不肯上桌，躲得远远的。晚上没事了，他就拿一支笛子，坐在后院的水池边吹，吹《我是一个兵》，吹《毛主席的战士》，或者是《打靶归来》，反反复复就这几曲，有时换个新曲子，怎么吹也吹不好，还是变回来，继续吹《我是一个兵》，态度极认真。路阳读中学，京阳读小学，湘阳上托儿所，路阳和京阳读的是西南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是寄宿学校，湘阳的托儿所也是部队的，同样是寄宿，每周只回家一次，这样过去给每个孩子请的阿姨就交回组织上了。带京阳的朱妈坚决要留下来，她在山东海城的哥哥不愿她待在家里，一定要把守寡的妹妹再嫁出去，可是朱妈对嫁人已经害怕了，她不想再和男人一起过日子，就是说她在山东老家不可能再待下去了。要么你们留下我来，要么我出家做尼姑去！朱妈坚定地对乌云说。朱妈是苦出身，是阶级同胞，我们干了几十年革命，怎么能让她去干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关山林对乌云说。朱妈确实是个尽心的阿姨，而且手脚麻利，又收拾得干净，所以，在考虑留谁下来照顾会阳和湘月的时候，乌云就选择了朱妈。朱妈对此感激不尽，她执意要把组织上给她的保姆费交给乌云，乌云当然不能收下，朱妈就急了，说，那你还是不把我当自家人。乌云就给她细细地解释，说，组织上安排你到我家来，那也是一份革命工作，你看老关和我都从组织那里领了一份工资，你拿到的也是一份工资，就是说，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光荣的工作人员呀！朱妈听了，就高高兴兴地把钱收了起来，说，也行，那我就存起来，我拿它们也没有什么用，存起来，日后给我京阳娶媳妇时花。朱妈最疼京阳，总是说我京阳我京阳的，弄得关山林醋兮兮地背后对乌云说，朱妈那口气，好像京阳不是你生的，而是她生的。
朱妈心地善良，但是朱妈和吴妈却搞不好，两个人总说不到一块儿去。吴妈是到重庆后新请的。吴妈不带孩子，管做饭，买菜和打扫房间的事也是她的，开始还加上洗一家人的衣服，朱妈热心快肠，帮她洗了几次，以后她就索性不洗了，让朱妈去洗。吴妈菜做得好，她做的川菜很合乌云的口味，而且她知道用东坡肘子这一类大油的菜去讨关山林的好。关山林总是在乌云面前夸吴妈，说她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厨子。吴妈解放前就在一个官员家干过厨子，对官宅生涯很有经验，她深知要在这种家庭里取得信任和地位，最重要的是平衡男女主人的关系。男主人是一家之主，其重要性不可小瞧，他若说一声好，你就是躺上三天也没有人找你的碴；他若白你一眼，你就算累脱了皮也是劳而无功。女主人是家庭的内当家，别看人老说夫妻夫妻，把妻永远放在后面，其实这个说法，是指主外主内而言，主外当然是夫，主内就得靠妻了，没有一家大官的家里是丈夫管家的，他若一门心思都在家里，外面的事业如何做得大？所以，在家中，仰着头的是男人，睁着眼的是女人，女人才是家庭中的真正主人。这样说就很难了，两厢都得讨好，到底讨好谁呢？是一起讨好？是先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是讨好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都是犯难的事，别说夫妻之间再亲密也是有龃龉的，就算真有人间鸳鸯这一说，你一句话也奉承不上两个人呀！这就是经验了。其实说开了也不难，比方说一件事，饮食。在一个家里，讲吃的是男人，挑剔的是女人。女人的挑剔自有众多原因，你用不着和她费口舌费心计，她说什么你听着，不还嘴，听是白听，你只管冲着男主人的胃口去，你把男主人对付好了，让他满意你，让他夸你，他的满意和夸奖对女人都是一种制约，那是告诉女人，你别给我换人，你若换了个不如的，我就没有这份满意了。女主人当然是很精的，和男人一个炕上睡了这么些年，男人要的是什么她还能不知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人之大欲其实就是男人之大欲，男人之大欲，又何况不是女人之大欲？你把她男人侍候好了，你就算这个家里的大功臣了，你就得到这个家庭的信任和地位了。瞧，事情就这么简单。吴妈对自己的经验很有把握，她出身城市贫民，一个大字不识，但她靠着她日积月累不断完善的经验却征服了生活，即使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她的经验也从没有失效过。当然她不会把这些经验授之于人，包括朱妈在内。她们本来关系不错，吴妈比朱妈大几岁，四十五六了，她们本来还是很谈得来的，湘月睡了的时候朱妈也常帮吴妈做些事，吴妈很感激，朱妈还帮她洗一家人的衣服呢。但是吴妈有点儿不高兴的是朱妈老是往厨房跑，她跑当然是帮自己做事，可吴妈不喜欢别人进厨房。吴妈把厨房看做是她神圣的领地，那是她的，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别人不应该撞进来。你不是管带孩子吗？你就该呆在你的儿童室里，要不你干脆到前院的草地上去晒太阳。连乌云都意识到了吴妈这种怪癖，所以一般情况下她都不进厨房，只在厨房前的走廊里叫，吴妈，今晚老关回来吃饭，你给加两个菜。只有朱妈不知趣，这个没心眼的小寡妇老爱往厨房跑。终于有一天，愣头愣脑撞进厨房的朱妈看见吴妈正在把几个松花蛋往自己的小布兜里装。吴妈有一个小布兜，有时候她那个给人挑水的老实丈夫来给她送东西，她就把换季的衣服装进这个小布兜让丈夫带回家去。当时两个人都愣了，吴妈后来解释说那些松花蛋太硬了，她打算拿它们去调换。她不是管买菜吗？朱妈可不相信这一套，她想起有一次她看见吴妈一边切烧腊一边把肉片往嘴里送，那次她说她是看看肉卤透了没有。两个人吵了一架，从此互为敌人。吴妈倒是满不在乎，七十二行，厨师先尝哪个厨子是饱在饭桌上的？再说，你没抓住我，你凭什么说我往家里带东西？新社会了，做佣人也不兴白受冤枉气。生气的是朱妈，朱妈把关家视为自己的家，她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她得护卫这个家庭的利益，她不能容忍吃里扒外。可惜她口齿不如吴妈伶俐，吵架是吵不赢的，想把这事告诉乌云吧，又没有拿到切实证据，事关人名誉大节的事，能凭口空说吗？想得掉头发，终究还是没说，从此却把目光磨亮了，时时刻刻提高着警惕，要捉吴妈个正着。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鼠，一个是忠心耿耿的猫，她们就是这种关系。
乌云不知道两个阿姨之间的龃龉。
乌云有自己的日子。
有一天乌云接到工厂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熟人来找她，正等在厂门口。乌云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党务会，她问门岗那人叫什么名字。门岗放下电话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在电话里说出来一个名字。乌云听了以后半天没有做声，然后她说，你让她等着。乌云接着开会，但精力已不集中了，老是发呆。党委副书记胡祥年也是位转业军人，干过侦察兵，他看出乌云心里有事，便凑过头来对乌云说，你要有事先办去，会我来主持。乌云摆了摆手说，没事，只是一个熟人，她会等在那里的。党务会开了近两个钟头才结束，乌云抱着本子材料往办公室走，进了办公室，她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把材料归档，接下来她又把它们都重新拿出来摊在桌上。她拿起暖瓶来给自己的杯子续水。她不喝茶，这些年她一直喝白开水。她捧起水杯来喝了一口，水温温的没滋没味。她想其实她并不渴。做完这一些事后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路过胡祥年的办公室时她走了进去。胡祥年在听一个委员的汇报。胡样年是个大个子，黑黑的连腮胡，红红的脸膛，块头大却一点儿也不笨重，他为人热情，爱开玩笑，一肚子的滑稽故事。乌云站在那里，有些发傻。胡样年看见了，就笑了笑，冲她挥了挥手。乌云也咧嘴笑了一下，转身走出胡祥年的办公室，下了楼，慢慢朝厂大门走去。工厂有好几个大门，厂区很宽，汽车绕着厂区开得用半个钟头，但医院离大门很近。医院离大门太近了。
白淑芬在值班室里等了两个多钟头，等得已经十分焦急了。她比过去更胖了，脸上已经看得出有松弛的肉，烫了头，穿一件双排扣列宁装，是时下女干部的时髦打扮。乌云走进值班室的时候她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个人一时没有活。乌云对这个人充满了厌恶和仇恨，她一点儿也不想委屈自己说她不憎恨她。她们同学一场，战友一场，但她们一点儿友谊也没有了。有一个门卫走进值班室，他看她们俩都站在那里不说话，就问，乌书记，是她吗？乌云点了点头。门卫出去了。白淑芬坐下，看得出来她很羞愧，很难过，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坐下去的，她在战胜它们，她干了她不该干的事但至少她有勇气来面对它们。乌云却没有半点想迎合这位昔日的班长和所长的意思，她就那么站着。后来还是白淑芬先开了口。白淑芬说，乌云，你还好吗？乌云没有说话，有一种忍不住要抽身走开的念头。白淑芬把目光移开，看着地上的阳光，阳光在那里痉挛了一下，很快地跳了一格。白淑芬很吃力地说，我是从军转办知道你在这儿的，我想试一试，能不能找到你。乌云有些累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她想她这时候离开那里一定会使自己松一口气的，她几乎已经准备转身走出门去了。但是白淑芬下面的话阻止住了她。白淑芬说，我本来不该来的，我知道我不该来，可是德米有一封信在我这里，我想我应该把它交给你。乌云脱口而出，德米？德米吗？她在哪儿？信在哪儿？白淑芬说，她在刚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她爱人在那里当武官，半年前她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夹有给你的一封信。白淑芬看出乌云是真的有些激动，她是急切地想要得到那封信。白淑芬自己也有些激动了，她从衣兜里拿出那封信，交给乌云。在交信接信的时候她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乌云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厌恶感。这一点儿白淑芬也感觉到了，她很窘，她很抱歉地往回退了两步。乌云拿到了那封信，她在信皮上一下子就认出了德米的笔迹。德米的字不像她人那么忧郁，女人味很浓的德米写的字却像男人，风吹似的往一边倒。乌云过去总爱和德米开玩笑，说，德米你这么歪着倒着，你想谁来扶你呀？德米说，我不拐不瘸，我要谁来扶呀？乌云说，你瞧你的字，红花无骨，娇滴滴的，不是想人来扶，又是什么？德米就还嘴说，乌云，你连婆家都没找下，你说这话臊不臊？乌云先没听懂，后来明白过来，就奔过去胳肢德米，两个人滚在床上咯咯地笑，闹得在一边咬着笔杆愁眉苦脸背拉丁文的白淑芬抢白她们说，一对疯丫头，你们还让人背书不背？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代！乌云不禁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东北，想起了拉丁文考试和冬天的小泥炉，在朔风呼呼的冬天她和德米一边考对方的配剂公式一边互相暖着手，她们在炕上盘着腿就像一对亲姐妹那么说着悄悄话。乌云想到这些不由红了眼圈。白淑芬看出乌云受了感染。白淑芬干巴巴地说，信我没拆，我知道我不该拆，就算找不到你我也不会拆的。乌云也不会拆，不会当着这个人的面去拆那封写给她的信。乌云把信收起来，抬起眼看着白淑芬说，还有别的事吗？白淑芬张了张嘴，样子很困难，她知道乌云希望听到她说什么。白淑芬说，没有了。乌云先走出值班室。白淑芬跟了出来。她们没有说道别的话。很明显她们不会有什么再见的。乌云还是勉强自己站在那里，看着白淑芬低着头匆匆走出工厂的大门，消失在围墙的拐角处。她才四十岁吧，怎么就变得这么臃肿了？乌云这么想着，她转过身，快步往医院走去。乌云：你好。
路过沈阳的时候我从过去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一位同学那里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可惜我必须尽快赶到北京，我丈夫在那里等着我，我们要赶乘17日的飞机去香港，然后飞刚果，错过了这趟航班又得等半个月，那就误事了，否则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1949年我从四野调回内蒙，那是我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组织上要我回去充实那里的干部队伍。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并嫁给了他。他叫葛长林，是汉族人，1937年参加革命。瞧，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