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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我现在的爱人并嫁给了他。他叫葛长林，是汉族人，1937年参加革命。瞧，我们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蒙族人，爱人都是老革命，而且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林字——你的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在学校时我就喜欢你。也许我不太善于表达，但我是把你当成我的妹妹的。你的每一次进步都令我由衷地高兴。你美丽、活泼、开朗、善良，你那么纯洁又那么质朴。我知道你日后会遇到一个好丈夫的。我真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我都差点儿为你流泪了。
老葛是1953年调到北京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叫葛八一，是个男孩，今年十岁，小的叫葛胜利，是个女孩，今年六岁，他们都很活泼，老葛是个好丈夫，他很疼我。他比我大九岁，他说他是我的八路哥哥。他总这么开玩笑。只有一点儿不好，他抽烟抽得太厉害，连周总理都批评他，说他要再不戒烟，就罚他脱军装。老葛真的吓得不轻。但这个人阳奉阴违，他当面不抽，躲到背后抽，而且变本加厉。现在他每天抽两盒牡丹，我简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现在已经转业了，分到外交部做干部工作。老葛这次去刚果赴任，组织上要我照顾他，协助他的工作。我刚从内蒙探亲回来。我对刚果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听老葛说那个国家曾是古代刚果王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把它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刚果人民英勇斗争下，于1960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刚果的人民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之前我们刚刚和他们建了交。但是老葛又吓唬我说，刚果人很热情，他们见了男人要拥抱，见了女人要亲吻，不管谁的老婆，他们都亲。开始我真的给吓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让别的男人亲过，我觉得这臊得慌，你想想，你的男人站在一边，他过来搂着你亲嘴，那让人脸往哪里放？老葛说那是人家的礼节，你得尊重人家。后来我才知道老葛那是开我的玩笑。他这个人，你真的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乌云，你和咱们班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我真是羡慕你们，想当初我们三个人亲如姐妹，那种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单位，所以托班长转这封信。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念。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地址是：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使馆。来信告诉我你的情况。
顺致革命敬礼
德米
1965年2月15日
乌云那天晚上在灯下读着德米的信，她的嗓子一直哽噎着，许多往事都涌入了脑海。十八年了，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妇女，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过去岁月的那一段生活，但是德米的一封信却唤醒了她。想想在学校的那段时光，那时她是一名无忧无虑的女战士，整天忙忙碌碌地学文化、学知识、尽情地唱歌。她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她曾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百灵鸟呢？还有东北暖呼呼的土炕，白皑皑的大雪，她们一群女学生在屋檐下乐哈哈地抢冰挂吃。牡丹江在一整个冬天都像银色的大路，她们在那上面追逐的时候不断地滑倒。她怎么就记不起来这些了？有一回白淑芬病了，来例假的时候小腹疼得如刀绞，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把她和德米吓坏了。她和德米眼泪巴巴地安慰白淑芬。白淑芬叫她们滚蛋，别来烦她。她和德米跑出去。聪明的德米想了一个办法，她们到街上买来了糖葫芦，她们人不敢露面，把糖葫芦伸进门里招摇，躺在床上哟唷哟唷呻唤的白淑芬一见颤悠悠的红果，从床上一蹦而起，奔过来抢那酸果子，吓得她们撒腿就跑。这些她真的就忘了吗？
乌云那天晚上坐在灯下，德米的那封信使她不愿离开灯光桔黄色的温暖。她听见隔壁儿童室里朱妈起来给湘月把尿的声音。朱妈的口哨吹得悠悠扬扬。窗外在下雾，从嘉陵江上涌来的雾使黑色的夜呈出一种绿幽幽的沉静。乌云就那么捏着德米的信坐在那里，脑子里满是她十八岁的往事。
几天之后白淑芬再度找到了乌云。因为有了德米的那封信，乌云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她把白淑芬领进自己的办公室，给白淑芬倒水。白淑芬从她手中接过茶杯的时候诚惶诚恐。她们坐下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乌云突然说，你现在还那么喜欢吃糖葫芦吗？一句话，说得白淑芬的眼泪夺眶而出。白淑芬呜呜地说乌云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呀！白淑芬呜呜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多么想有机会当面向你道歉呀！乌云不想提到这件事，它让她想起那只在干冷的空气中颤抖着的小手，那乌紫的颜色时时给她带来噩梦，白淑芬要聪明一点儿的话就最好让自己忘掉这一切，至少别由她来提起，难道她还觉得不够吗？还要在她旧日的永远的伤口上洒盐吗？但是乌云还是强迫自己原谅白淑芬，为了工作，她必须这么做，这当然是最好的理由。她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多的话题，她们可以谈东北，谈1947年或者是1948年，谈东北药科专门学校或者是东北护士学校，谈德米。这才是她们最好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中她们可以找回很多她们失落了的东西，也许她们不能缝合什么但却能彼此宽宥。乌云这个时候才想起几天前她们没有道别，但是她们还是再见了，难道这就是她们的缘份吗？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白淑芬。她当她的班长的时候热情待人，快人快语，但她现在明显有了很多压抑；她那个时候健壮、精神、整天不知疲倦，现在她显得那么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她的白白的脸上长着一些多余的肉，眼袋松弛，眉梢下塌，那是长期心绪不畅带来的后果；她坐在那里的样子拘谨极了，仿佛就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乌云开始同情起她来了。她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她，他们调离空干校不久后，他也调离了那里，先在东北的一个军事部门工作，又调到空九军，她的丈夫在那里被授予中校军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她自己仍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做党务工作。1958年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她的丈夫因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治军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的处分，此后他一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他本来就很内向，这件事使他的胃病越发严重了，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胃切去了三分之一。1962年他试图要求组织上为他的事平反。甄别工作进行了一年，本来已经得到了平反的承诺，但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同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表态，而他过去的上级几乎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气得不得了，一急之下，拿着手枪跑到干部部门威胁人说他要以自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太愚蠢了，军队可不理睬他这一套，两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责令他转业回原籍。他的原籍是重庆，他回重庆她当然也得跟着他一道走，他们毕竟是夫妻。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再留在部队，只能脱去了军装。在重庆军转办联系转业单位的时候她偶然得知乌云也在重庆，她手上有一封乌云的信，这样她就找来了。乌云听罢白淑芬的叙述后长久不做声。她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诉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鲁莽地使用那支手枪。她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她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方才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乌云问，你们住在哪儿？白淑芬说，目前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和他父亲睡一间房，我和他母亲、妹妹睡一间房。乌云说，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白淑芬抢着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叫余丽，已经三岁了，长得很可爱。过了一会儿，白淑芬又情绪低落地补充了一句，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们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乌云受了感染，她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她本人又没有生育，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她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她可以换个话题。她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白淑芬埋着头不说话，灰心丧气到了极点，然后她开口道，乌云，我说实话，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现在转业干部太多，不像前两年那么吃香，我爱人的事，组织上又不太愿意积极出面，我在军转办已经碰过十几次钉子了，有一次他们要我去消防局的水上打捞站，也许你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单位，那是从长江嘉陵江里往上打捞淹死的尸体的，我都同意了，总不能老这么吊着吧？可事情到了最后人家又不要我了，说一个女同志他们不好安排，就算他们愿意让一个四十岁的女同志从江边背着尸体往坡上爬，可他们在回水沱子里打捞尸体时都是光着身子的，因为这样节省衣服，免得弄脏了，他们总不可能因为我而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的吧。军转办的人对我说，实在不是他们不做工作，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了，他们要我自己联系单位，联系上了，他们就给办手续。乌云，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若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我不配，可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战友一场，我知道你一向待人好，你一定会帮助我的！白淑芬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乌云没有想到白淑芬的遭遇会是这样的，她真的被她说得感动了。她没有想到白淑芬会提出让她来帮助她联系单位。她帮助她调进一六一厂吗？她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吗？这个念头闪现出来的一瞬间就被她赶走了。她像是看见了蛇似的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这个她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也许她倒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让自己的丈夫想想办法，他在本市军界上层工作，接触的人多，会有办法的。可是他愿意吗？他知道1952年那件事，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他见到白淑芬不把她活撕了才算怪事！这条路行不通。白淑芬看着乌云，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目光。乌云受不了这个，她心绪烦乱地站起身来给白淑芬倒水。水杯是满的，白淑芬根本没动。她不需要喝水，她需要的是工作。乌云放下暖水瓶，重新回到桌后坐下，她想到了关山林，他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后受到过处分，和白淑芬的丈夫一样。她想到1947年她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白淑芬怎样涨红着脸带头拼命鼓掌，并激动地把她楼进怀里。她还想到德米：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乌云被自己的念头瓦解了，她像一只飞过了太远的路程突然发觉了旧日伙伴的大雁，坚强的翅膀骤然耷拉下来，笔直地往下坠落，往旧情的湖水里坠落。她显得那么的无力。桌上有一片纸被窗外吹来的风掀动了，她把那页纸按住，手在上面胡乱划着什么。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她不敢抬起头来，她知道一旦她看到她那张脸，她的勇气就会消失，她就会放弃坠落。她轻轻地说，好吧，我试试。我不敢保证，但我尽量试试。
乌云开始为白淑芬的工作奔波，一旦介入乌云就不像她说的那样只是试一试。这就是她的性格。她才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呢。乌云在一六一厂的人缘相当好，她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和厂领导熟，和各职能部门的头头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当然也有不少困难，但什么事又没有困难呢？干革命不就是冲着困难去的吗？事情有了些眉目。厂党委书记老黄对乌云说，乌云你推荐的同志我是相信的，就凭你这样的好同志，我能不相信吗？乌云很高兴，不光是为黄书记的信任，也是为白淑芬的好运。可是干部部门去军转办看档案，却看出了犹豫。问题还是出在白淑芬爱人的身上。白淑芬三天两头往乌云这里跑，催问工作调动的事。乌云说，你别急，这种事不像蒸馒头，一气就能蒸熟的，得紧柴慢火一步步地来。乌云这么安慰白淑芬，自己却急出了一头的汗，好像跑的不是白淑芬的事，而是她自己的事。乌云去找干部处的周处长，说，老周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打算磨我呀？周处长说，乌云不是我磨你，你那个战友的事，问题有些复杂。乌云说，什么复杂？不就是她丈夫受过处分吗？她丈夫受处分是她丈夫的事儿，你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