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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底部拿出一件东西。他直起腰来，走回桌前，重新坐回椅子里，然后把那件东西放在书桌上。
一支老式柯尔特手枪，撞针外装式，22口径，五发装，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枪体黯然无色。它和他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一样，他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管样式如何，性能如何，有一点儿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绝对是同类武器中威力最大的，他喜欢大威力和干脆利落。而它不同，它太小巧太玲珑，玲珑得就像一件玩具，这是他不喜欢它的原因。然而它不是玩具，而是武器。作为一个出色的前兵器专家他知道它的性能，它也许不能阻止一个兵团的进攻，但在近距离内，它的击发装置和火药的联袂演出足以将一个人的头颅击得粉碎。现在他得感谢王树声大将赠送给他的这件礼物了，感谢他没有把它随手丢进哪一条河流里了，也感谢这件小小的礼物有可能带来的那一种结果了。他坐在那里，目光停留在那支枪上。他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响动和人的说话声。他很快听清楚了，他还是军人，军人的敏锐和辨识力使他听清楚了，响动是从洗澡间里传出的，是朱妈在给会阳洗头，水哗啦哗啦作响，然后是用洗发水揉头的声音，沙沙地。朱妈在说话，和会阳说。朱妈说，你别老是整天蹲在墙角里，墙角有什么好的？你到外面晒晒太阳，你瞧外面的太阳多好。其实朱妈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说着，会阳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会有反应的对象罢了。是不是把他也一块带走呢？还是留下呢？带走，一切了断，一切干净，是他的罪孽他就不能推卸；留下，至少朱妈可以有一个厮守的人，朱妈年纪大了，朱妈还是需要一个厮守的人的。这个问题他想了好一会儿。这不是他的性格。老了和犹豫不决是同义词吗？他后来还是决定了，带走。他不能让傻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受罪。这么一决定他反而轻松了，释放了，再没有什么让他放不下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了。他平静自若地吐了一口气，朝书桌上的那支柯尔特伸出右手，他得在事先检查一下这支武器的状况。他抓住了它，那有些嫌小的光滑的枪柄滑入了他那只大手掌中，显得有些不真实，不过它的金属的冰凉感很快弥补了这一不足。他把它从书桌上拿了起来，举到自己眼前。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不是枪，枪在他手中，牢牢地握着。他想去他妈的吧。但他还是低下头去看了一眼。是一张小纸条，因为时间久远，就躺在他的脚边。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勾下身去把那张小纸条拾了起来。那是一张用哈德门牌香烟盒折成的纸条，纸条已经发黄了，从颜色看它至少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他记不得这张纸条的来历了，它先前一直躺在包枪的红绸布里，他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它和那支枪有什么样的联系？他把纸条翻过去，翻到朝里的那一面。他先看出那上面写着一排字，一排歪歪扭扭的字，是用硬炭铅笔写的。然后他就认出了那些字。一共八个字，两个标点符号，它们是：革命到底，誓不回头！他先是呆了片刻，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剧烈的震动，以至他被这种震动推动得霍然一下从椅子中站立起来了。那张纸条捏在他手中，烫得吓人，但他松不开它，无法松开它。他再一次看了那张纸条上的字一眼，现在有一股血从他的脚心一直涌上他的脑门，它们是那么强劲有力，它们使他的全身都挺了起来，绷直了，它们使他的灵魂炽烈得剧烈地发着抖，他的目光在一刹那间变得炯炯有神。
朱妈是在用干毛巾为会阳揩头发的时候听见书房里的动静的。朱妈那时候正唠叨着说，头揩干了，去外面太阳下坐坐，别一天到晚躲在墙角里，墙角有什么好，墙角一点儿也不好，又没光，又不暖，谁知道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墙角，怎么就离不开它，你有什么好怕的，你到底怕什么？朱妈就是在这时候听见书房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朱妈吓了一跳，她抓着毛巾朝书房跑去。朱妈看见关山林离开碰上门的书房，朝屋外走去。他的步子很急，很快，很有力量，这是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朱妈不放心，问，你去哪儿？关山林没回答，连头也没回一下，推开大门，咣当一碰，走了。朱妈站在那里发呆，手里仍拿着那条毛巾，她不知道关山林要到哪里去，她不知道关山林此刻正迈着大步，挺着胸膛朝西山下走去，再过二十分钟，关山林就会大步走进医院的大门，大步走过长长的走廊，大步迈上住院部的楼梯，径直撞进乌云的监护室。他会把那个年轻漂亮的、多愁善感的、正在读一本张爱玲小说并且为之掬泪的护理员吓一大跳的。
院长这一天累极了，从一大早直到上午十点钟他都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昨天晚上因为胃痛他没有吃饭，今天早上的这一餐他还是刚刚吃到嘴的，因为太累，饭又冷了，吃下第一口时他差点儿没吐出来，这使他显得更疲惫、更烦躁。先是十床那个肾摘除的病人，术后发现感染现象，需要做抗菌处理；接着是一起抗生素注射过敏事故，患者在注射过肾上腺激素后抢救过来了，但家属不依，闹到院长办，威胁说要么赔十万元损失费，要么到法院打官司；然后是一起砸伤事故，一家私营工程队承包的建筑正在装修时突然倒塌，将一名十三岁的童工砸得血肉模糊，人抬到医院后已休克了；还有一连串络绎不绝的伤病患者，不断地走进或者被挽进抬进医院，仿佛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失去了秩序，所有的病魔都从那个神话的细颈长瓶中冒了出来似的。所以当监护室的那个年轻的女护理员大惊失色地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冲进来时，院长的疲惫、烦躁和沮丧就达到了顶点，他差一点儿就将饭盒里剩下的那一点儿冰凉的汤粉绝望地扣在自己的头上。但一分钟后，院长就振作起来了，他推开饭盒站起身朝外走去，一边吩咐那个护理员迅速通知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然后他疾速走出办公楼，穿过花坛，朝住院部走去。
院长小跑着上了住院部的二楼，来到监护室的门外。他听见监护室有动静，是人的说话声。院长平息了一下气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把监护室的门推开了一道缝。院长接下来看到了一幕让他永生难以忘怀的场面——
他坐在那里，坐在病床前，那个老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坐在他妻子的病床前，捉着妻子的手，他正在对她说话。他说，我已经给我们的女儿打电话了，她立刻就回来。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她是乘飞机。这很快，非常快。用不了多久。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从伦敦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这样她就飞到了。也许这条航线远了点儿，不要紧，我们再找一条近点儿的航线。别忘了，我可是做过空干校的校长，我的那些兵如今都当上空军司令了。我不会比他们差的，我当然不比他们差，我能替咱们找到一条更近的航线。看看，从普茨茅斯飞香港，从香港飞武汉，这条线怎么样？这条线该近吧？我说过，我早说过我能行。但是，你也得保证一点儿，就像我保证过的那样，你要保证得坚持下去，你得坚持到女儿回来。你不能这么不负责。当然这还不够，你还得活下去，活下去。想想女儿，想想丹。你还没抱过她一次，我想抱抱她。这小鬼头，应该像她妈妈，像你。
院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急匆匆地跑来了，后面跟着那个护理员，他们跑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春天的时候人容易这样，容易气急也容易脸红。院长呆呆地站在门口，即使这样他也能伸出一只手去阻挡住他的同事和部下，让他们不发出任何声响，别惊动了屋里的那一对老人。
那个老人，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那一双饱经沧桑的手捉住他妻子的手，他轻轻地充满深情地抚摸着它。他说，3月快到了，还有几天就是3月了。还记得那个日子吗？3月1日，是京阳的祭日，是我们儿子的祭日。我们的儿子，记得吗？每年你都要去西山上烧纸。你瞒着我，偷偷地去。你怕我说你，你不告诉我。可去年我也去了。我没有说你，没有吧？我一句也没有说。我不是也去了吗？今年我还要去，去给儿子烧纸。那些纸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它们真的能送到那边吗？管它呢。我们去，我们，我和你。我们俩，没有别人。我们互相挽着。你拿着纸，我不习惯那个，我还是有点儿忌讳。但我不忌讳你挽着我。我原来讳忌，现在不了。现在你不挽不行，你不挽，我这两条老腿怎么走？我怎么爬那么远的山路？所以你要挽着我。你挽着我才觉得踏实。我也挽着你。你的腿的毛病比我还厉害。你哪里是腿，简直是用一截截骨头垒起来的，没我挽着，我看你能爬那么高的山？你不能。没我你不能。没你我也不能。但我们俩互相挽着，就能了，就能爬了。我们爬。一二，一二，一二。我们去给京阳烧纸。京阳后面还有路阳。记得路阳的日子吗？11月2日，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然后就是11月。我们也去西山，也去给路阳烧纸。你挽着我，你不挽不行，你不去更不行，你得去。
门外的人，院长、书记、主任、护理员，他们都听到了那个老人的话，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在说给他的妻子听，说给他植物人的妻子听。但他们都听着，他们不出声，是出不了声，他们被一种庄严的情感所慑服了，他们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妻子也是个老人，他的妻子躺在那里，浑身插满了管子，像是缚在一张网里似的。但是，她仍然很美，那苍白的脸上浮现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圣洁。她的双眼紧闭，她干嘛不说话呢？他不是在对她说话吗？他说了那么久，那么多，难道他说的这一切她都不在乎吗？他有些烦躁了，那个老人，他们已经看出了他的烦躁。
他说，你别这样，你别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你听见了，我知道你听见了。你听见了就是不想开口。你躺在那里不动，你懒！告诉你我知道这些。我知道你很累，你想睡。但是我不允许，我就是不允许。你以为你这么一闭眼就万事大吉了？就什么都不管了？你想得倒美。你休想。你的事还没完。你别想得那么便宜，你想甩手就走。你走了，谁来给我念书？你想让我自己念？让我把眼睛念瞎？让我成一个瞎子？你想这样？想也不成。我不同意，我不批准！我不批准你还得给我念。我们念的哪一本书？是《太平洋战争》吧？我们念到哪一段来着？哦，对了，是塞班岛那一段。这一段你念得不错。你念得不错我就表扬你。以后我还要表扬。但你要不念可不行。我没有同意不念你就得往下念。听着，你听好了，我——不——同——意。所以，你还得念。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烦躁，有些语无伦次。他肯定不适应这样说话。也许这是他第一次说这么多，对她，对他的妻子。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说过。但是她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他说的一切她都没有听进去。他突然把她的手甩开了，她的手在床单上无力地耷拉了一下。这个动作令门外的人大吃一惊。他们不知道他要于什么，他们的心一下子都提到嗓子眼上了。他们看见那个老人从床边猛地站了起来，神色激动，在监护室里走动着，双手叉腰转着圈，然后他在病床前几步远的地方站定，气呼呼地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她，大声地说，你要干什么？你究竟要干什么？我说了这么多，我把话都说给你听了，你还要怎么样？要我求你吗？要我给你跪下吗？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要这么想就错了！大错特错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被车撞了一下吗？车撞了就值得这样吗？过去，战争年代，我们什么没有经历过？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我们苦了，累了，饿了，冻了，委屈了，冤屈了，被大刀砍倒了，被枪炮炸倒了，我们怕过什么？我们怕过吗？我们什么也没怕过！打倒了我们再爬起来！我们仍然是英雄好汉！可你只是被车撞了一下，居然就躺倒不动。你算什么？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算什么革命者？要我说，你是想偷懒！你是想逃避！你是要做叛徒！
门外有人在啜泣，是那个年轻、漂亮、多愁善感的、爱读张爱玲小说的女护理员。其他的人眼圈都红了，他们觉得他太过份了。那个老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太苛刻了，他太残酷了！他站在那里，万分激动，愤怒至极地大声说，乌云，你做我的同志，你做我的老婆，你做了整整四十八年！我原来没有对你说过，我今天就对你说了，你是我的好老婆！好同志！但是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