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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特丽莎与托马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现在突然吸引着她。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她的营垒是软弱的，她的祖国是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软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晕眩征服一样，又被这种软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感到自己软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你要我怎么办？”“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27卡列宁不喜欢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欢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马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卡列宁都显得不高兴，因为这打乱了他的时间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挺下去。因为他比她更软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软弱。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马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说托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头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啦？”“打了一个电话。”“是吗？”“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为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丽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因为她，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沉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抉乐。
第三章 误解的词
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公园的室外演奏台不时飘来音乐声。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兰茨刚讲完下午的课，走出大楼，碰上洒水车正在浇洒草地。他心情极好，正要去见他的情妇。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他常常顺便去看她，但只是作为一位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她的画室里做爱，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两个女人，即妻子与情人之间。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得睡一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张女人的床，他觉得不论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最终对他也是一种耻辱。
他爱这个女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种爱对他来说如此宝贵，他想在他的生活中为她创造出一块独立的天地，一片纯净的禁区。外国大学邀他讲学，现在他全部应允下来。这些还不够满足他新产生的旅行癖，他又开始以一些代表会和座谈会为借口，作为他近来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时间安排很灵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讲活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带她见识了许多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
“十天后你愿去巴勒莫吗？”弗兰茨问。
“我更喜欢日内瓦。”她回答。正站在画架前仔细审视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么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兰茨轻轻地试探道，“我见过巴勒莫了。”她说。
“见过？”他语气中露出嫉妒。
“一个朋友曾经从那儿给我台来一张明信片，就贴在卫生间，你没注意？”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本世纪初，那里住了一位诗人，老得走不动了，只能让他的抄写员扶着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写员说：'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飞过这座城市的第一架飞机。'可这位诗人连眼皮都没有抬，说：'我对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对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样，有同样的旅馆和汽车，而我的画室总是有新的，不同的种种图像。”弗兰茨有些沮丧。他已经慢慢地习馈了把他用的爱情生活与出国旅行联系起来，说“让我们去巴勒莫吧”，无疑是向她表示性爱的明确信号；而她说“我更喜欢日内瓦”，无异于说：他的情人不再爱他。
他怎么会对她这么摸不透？她从未使他有丝毫忧虑之理！事实上，她是一个见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动的人。他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他为什么要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弗兰茨的爱情不是他社会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爱情只是他乞求对象怜悯的一种欲望。他自己就象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打击降临时他也就无所惊奇。所以我说，对弗兰茨而言，爱情意味着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
正当弗兰茨伤心失意的时候，他的情人把笔放下了，走到另一间房里，拿来一瓶酒，一句话没说便开了瓶盖倒了两杯。
他立即感到轻松，还有点好笑。这句“我更喜欢日内瓦”并不意味着对方拒绝做爱，相反，只是意味着她厌倦于把做爱与国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弗兰茨也喝光了，自然高兴异常。即便把对方不愿去巴勒莫看成实际上爱的呼唤，他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情人看来执意要突破他在两人关系中设置的纯洁地带，未能理解他使这种爱摆脱庸俗的尝试，未能理解他把这种爱与他的婚姻家庭彻底划清界线的企图。
禁止自己与画家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娶了另一个女人的自行惩罚。他感到一种背叛的内疚。与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与妻子仍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来，吸入对方身体的气息。真的，他宁愿一个人睡，可结婚的床仍然是婚姻的象征，我们知道，象征性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当他躺在妻子旁边，便想起情人会想象他与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当他想到她，他就感到羞耻。那就是为什么他总希望与妻子睡觉的床和与情人做爱的床，在空间上要离得越远越好。
他的画家情人给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仍然一言不发，带着难以揣测的冷漠，慢慢脱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无视弗兰茨的存在。她就象一个当着全班即兴表演的学生，要让全班相信她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没有人看着她。
她穿着裙子和乳罩站在那里，突然，她（似乎想起她并非一个人在屋子里）久久地盯着弗兰茨。
这种眼光使他迷惑，他不能明白其中含义。所有的情人都是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建立起他们的各种约定，而且互不违反。她刚才盯着他的目光却是约定之外的东西，与平时做爱时的眼光神态毫无共通之处，既不是挑逗，也不是调情，纯粹是一种疑惑询问。问题在于，弗兰茨对它问的什么一无所知。
她从裙子里退身出来，拉着他的手带向靠墙的一面大镜子。她没让他的手抽出，以同样的疑问的眼光久久打量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又看他。
镜子旁边放着一个套了顶旧圆顶黑礼帽的假发架子。她弯腰取来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镜子里的形象立即变了：一位身着内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摸的女人戴着一顶极不适当的圆顶礼帽，握着一位穿着灰色西装和结着领带的男子的手。
他实在无法理解情人，只得窘迫地笑了笑。她的脱衣不太象是性挑逗似的额外小把戏，或一次偶然的双份赏赐。他微微笑着表示理解和赞同。
他期待情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但她没有，只是拉着他的手，站在那儿盯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看他。
事儿开始了，又结束了，他这才开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后的感受都很美妙）拉的时间太长了。他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