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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涌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壎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而来。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的办法，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民国十二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十四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十六年北伐完成，更在中央卫生会议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下，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脏府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二、其临症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府，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病，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可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子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等说以教病象。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他的结论是：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上面这个明智的议案是十八年二月提出的，到了三月十六号，中医们开始发难了，他们奔走呼号，向政府请愿取消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这个提案，并且把这天定为所谓“国医节”。
中医在民国三年和十八年遭了两次大“劫”以后，霉运开始好转，好转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了党国要人陈果夫的支持。民国二十年的四月七号，堂而皇之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正式开锣，同时分别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在各县设立支馆，声势之显赫，由两年后居然检举卫生署的行动可以想见！而该馆的理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护法大师陈果夫！
无疑的，中医在教育上的抬头，必然是在法律上得志的信号。相反的，中医想保持他们的地位，也必须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不可。在法律上站住了脚，然后才能进一步在教育上抢地盘，防止颓势或“重振声威”。
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经之营之，一心以取得中西医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为目标。他们已在正规教育里吃了瘪，绝不甘心再在明文法律上被歧视，于是他们便联合在一起，闹，闹，闹。直闹到民国三十二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由老头子参议员孔庚带头，硬把四十条的“医师法”凑出来为止，才算出了这口气。
“医师法”是怎样凑成的？
我说“医师法”是“凑”成的，绝非夸大其词。凡是有点法制史训练的，便会明白我的话。
原来“医师法”的降生，其孕育过程与宪法、民法、刑法等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等的降生可说先天很足，不但有中国传统的法系可循，还可以大量这译外国的条文，再加上衮衮诸公与明法之士皆集中兴趣于此，故成果之丰硕辉煌，自不消说。可是转过头来看“医师法”，我们就不能不暗叫一声惭愧！追溯“医师法”的背景，我们一点也没有“传统”可寻。“传统”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讲究卫生的民族；中华的“医师”只不过是一群江湖术士；文明古国的医药卫生的法律简直没有，有的也只不过是“庸医杀人”则“不许行医”或“斩监候”之类，御厨使食物不洁则“杖八十”之类，根本可说是一片空白。到了民国成立，算是在内务部里有了卫生司，但是卫生司是没有实质的，更没有法律规定来做后盾的，事实上的卫生事务是由警察老爷来做。警察厅里有分成三科的卫生处，管理防疫保健。医卫化验和马路水沟。所以卫生司等于虚悬，而医药卫生事务在各省市里，都一，一变成了地方警务的单行法：北京有它的“京师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江苏有它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山西也有它的“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的明文。一般说来，这些单行法订得并不算太坏，至少就那些地方上的狗头师爷来说，已经勉为其难了。例如在广东省的“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里，就有未立案医生“不得擅挂西医生招牌行医”、“不得开设西医院”、“不得开设西医药房自行配制药剂”等规定。其开明进步的程度，即在今天也无与伦比。在这些地方单行法里，发扬皇汉医术的一群“汉医”显然并未得到什么优待。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六月，江西省政府独得天下风气之先，设立了专管卫生的机关——卫生处，使中国地方政制在医药卫生方面迈向了现代化，中医的声势自然更受打击。中央政府方面，只见卫生衙门由“司”变“部”、由“部”变“署”，也未看到在实际的立法上对中医有任何帮助。由中央卫生机构颁布的法令，以国民十一年三月九号内务部公布的最具体。内务部公布的法令有两种：
一、“管理医师暂行规则”二十八条。
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二十七条。
前者施用于西医，后者专行于中医。虽然是两全的法令，但对中医的。“藐视”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医士”的合格条件之一，是要“曾经各该地方警察厅考试及格”，这是多么值得玩味的事！而当时的西医并不需要考试，更不要说是由“警察厅”来考了！
到了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五号，卫生部对十一年的双轨立法还不满意，所以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开宗明义就说：“在医师法未颁布以前，关于医师之认许、依本条例之规定行之。”这是很明白的说出它是来代替“医师法”的。在这二十五条的条例里，根本就没有中医的字样，无怪乎惹得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吹了胡子。九个月后，所谓“全国医师联合会”出来，以现行“医师暂行条例”不合国情窒碍难行，呈由行政院令交卫生部核办。
这下子政府失败了，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审查”之下，确认该“医师暂行条例”为专为西医而设，当将条例标题改为“西医条例草案”，改过后，还要“修正”才成，最后三读之下，就出现了“西医条例”，在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事实上，这个条例和前面的“医师暂行条例”并没多大出入，只不过是一种改装，特别局限在“西医”而已。
三年以后，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又来了。他们觉得“西医条例”也不是好东西，为了给它点颜色看，非再来个“中医条例”不可。于是在二十二年五月中，中央政治会议第三百六十次会议里，石瑛等二十九个委员首揭义旗，提出了所谓“国医条例原则”九项，草案二十六条。这些原则与草案转到了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里，就一变而成“中医条例草案”，前后争了三年，终于在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二号由政府公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出来，老家伙们神气极了，他们得陇望蜀的气概是不可一世的。条例公布后二十四天，他们以“中央国医馆”出面，居然“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乘机向国民党三全大会请愿，理由还是中医受虐待了，中西医要平等呀！
这一闹，又是十年！
十年的呶呶不休强聒不舍，西医服了！政府服了！老家伙们终于胜利了！
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政府公布了“医师法”。这个“医师法”成立的近因，是国民参政会上参议员孔庚促成的。修订的方法是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来了次中西合璧的大“凑”合。从任何角度看，这次“凑”合都为中国立法史留下了可耻的纪录。它告诉了我们，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了“俯顺”所谓“舆情”，居然牺牲了现代化的原则，牺牲了科学医学，牺牲了不能折扣的医疗行政！
这次牺牲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恶果是难以结算的。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尝尽了它带给我们的恐怖报酬，满城的密医伪药、满街的命酒仙丹、满纸的呜谢广告，使我们置身其中，仿佛进了玄之又玄的鬼域，混淆了现代医学的星光。至于现代医学的工作者们，他们早已心灰意憎，气得说不出话来。在台大医院“钴六十”设备问世之日，就正是当代华佗“肾科讲座”早泄之时，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产生，穷本溯源，我不知道不怪“医师法”还该怪什么？这个“医师法”若不大修大改，我们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三十六年年底的修改——不负责任的修改，已经使我们轻易失掉了一次好机会，如今又要修改了，看不过去的人和担心的人都该赶快站出来说几句话，把我们的建议贡献给政府和立法机关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的重要关键
我所以说三十七年的三字修改是一次不负责任的修改，乃是因为那次修改完全没有抓到痒处。主持修改的诸君既不了解“医师法”的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它和中医的一段恩怨，更不了解它被“凑”成时的客观环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