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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上海宝贝
作者：卫慧
内容简介：
女大学生倪可走上了社会之后，青春的骚动与活跃的心性， 使她在做女侍、写小说的同时， 总以寻情觅爱为快，但找到一个良善而英俊的男友天天，又结交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已婚男人马克， 使自己身陷情与欲的漩涡， 她在努力“自拔”，并在“自拔”中成长，寻索……
正文
一、遇到我的爱
道拉说：“生几个孩子”
妈妈和贝茨说：“为自己找一个慈善团体，
帮助穷人和病残者，或者投入时间改善生态环境“
是的，高尚的事业有很宽广的世界
有可爱的景象，等着你去发现
但是现在，我真正想做的是
找一个属于我的——爱人
——乔尼·米切尔《献给莎伦的歌》
我叫倪可，朋友们都叫我CoCo（恰好活到90岁的法国名女人可可·夏奈尔CoCo。Chanel正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偶像，第一当然是亨利·米勒喽）。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与我住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大有关系，上海终日飘着灰蒙蒙的雾霭，沉闷的流言，还有从十里洋场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时刻刺激着像我这般敏感骄傲的女孩，我对之既爱又恨。
然而不管怎样，我还只有25岁，一年前出过一本不赚钱却带来某种声誉的小说集（有男性读者给我写信并寄色情照片），3个月前从一家杂志社辞去记者之职，现在我在一家叫绿蒂的咖啡店，穿着露腿迷你裙做女招待。
在我上班的绿蒂咖啡馆，有一个颀长英俊的男孩子经常光顾，他喝着咖啡看着书一坐就是半天。我喜欢观察他细微的表情，他每一个动作，他似乎也知道我在观察他，但他从来不说话。
直到有一天他递上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我爱你”，还有他的名字和住址。
这个比我小1岁的属兔男孩以那种捉摸不定的美迷住了我，这种美来源于他对生命的疲惫，对爱情的渴念。
尽管我们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世界在我眼里是个芬芳的水果，随时等待被咬上一口，而他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生活对于他仿佛是一只撒上砒霜的蛋糕，每吃一口就中毒愈深。但这种差异只能加深彼此的吸引，就像地球的北极和南极那样不可分离。我们迅速地堕入情网。
认识不多久他就告诉我一个隐含在他家庭内部的秘密。他妈妈住在西班牙一个叫加达克斯的小镇上，和一个当地的男人同居并开着一家中餐馆，据说靠着卖龙虾和中国馄饨非常赚钱。
而他的爸爸很早就死了，是去西班牙探亲不到一个月就突然死去的，死亡鉴定书上写着：“心肌梗塞”。死者的骨灰由一架麦道飞机托运回来，他还记得那天阳光灿烂，矮个子的奶奶在机场哭得老泪纵横，像块湿抹布。
“我奶奶认定这是一出谋杀，我爸从来没有心脏病，是我妈杀死了我爸，奶奶说我妈妈在那儿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和那男人一起同谋害死了丈夫。”名叫天天的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说，“你相信吗，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可能那是真的。不过我妈妈每年都给我寄很多钱，我一直靠这些钱生活。”
他静静地看着我，这个离奇的故事一下子攫住了我，我天生就是那种容易被悲剧和阴谋打动的女孩。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我温柔而热切地看着他脆弱而美丽的五官，明白了他身上那种少见的沉郁从何而来。
“死亡的阴影只会随着时间的递增层层加深，你现在的生活与破碎的往事永远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我把这意思跟他说了，他的眼睛突然湿了，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可我找到了你，我决定相信你，和你在一起。”他说，“不要只是对我好奇，也不要马上离开我。”我搬进了天天在城市西郊的住所，一套三居室的大公寓。他把房间布置得简洁舒适，沿墙放着一圈从IKEA买来的布沙发，还有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钢琴上方挂着他的自画像，他的脑袋看上去像刚从水里捞上来。可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公寓周围那片居民区。
几乎每条马路都坑坑洼洼，马路两边布满了丑陋的矮房子，生锈的广告牌，腐臭不堪的垃圾堆，还有一到下雨天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漏水的公用电话亭。从我的窗户看出去，看不到一棵绿色的树，漂亮的男人或女人，干净的天空，似乎也看不到未来。
天天经常说，未来是一个陷阱，挖在大脑正中的地方。
他在父亲死后曾一度患上失语症，然后在高一就退了学，现在他已在少年孤独中成长为一名虚无主义者。对外面世界本能的抗拒使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他在床上看书、看影碟、抽烟、思考生与死、灵与肉的问题、打声讯电话、玩电脑游戏或者睡觉，剩下来的时间用来画画、陪我散步、吃饭、购物、逛书店和音像店，坐咖啡馆、去银行，需要钱的时候他去邮局用漂亮的蓝色信封给妈妈寄信。
他很少去看奶奶，在他搬离奶奶家的时候，那儿正像一个不断散发腐烂气息的噩梦。奶奶沉浸在西班牙谋杀案的没完没了的谵妄症里，心碎了，脸青了，神灵不见了，可她一直没有死去，到现在奶奶还怒气冲冲地住在市中心的老洋房里，诅咒儿媳诅咒命运。
星期六，天气晴朗，室温适宜，我在清晨8点半准时醒来，旁边的天天也睁开了眼睛。我们对视片刻，然后开始静静地亲吻。清晨的吻温情脉脉，像小鱼在水里游动时的那种润滑。这是我们俩每天一开始必做的功课，也是我和天天之间惟一存在的性爱方式。
他在性上存有很大障碍，我不太清楚这是否与他心理上所受的悲剧的暗示有关。记得第一次在床上抱住他，发现他的无助后我确实感到失望透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会继续与他相厮守。从大学开始我就被一种“性本论”影响了人生观，尽管现在已有所矫正。
他进入不了我的身体，他沉默不语地看着我，全身都是冰冷的汗，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接触异性。
在男性的世界中，性的正常与否几乎与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这方面的任何残缺都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痛苦。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我们整夜都在亲吻、爱抚、喃喃低语。我很快喜欢上他甜蜜的吻和温柔的抚摸。吻在舌尖像冰淇淋一样化掉。他第一次让我知道亲吻也是有灵魂，有颜色的。
他用小海豚般善良而挚爱的天性吸住了狂野女孩的心，而其他的，尖叫或爆发，虚荣心或性高潮，在一瞬间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创造了一种经典的爱情论语，“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相濡以沫。”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情景会发生在我身上，然而接下去发生的一连串事和出现的另一个男人却证实了这一点。
9点钟，我们起床，他走进大大的浴缸，我抽着一天中第一根七星牌香烟，在小小的厨房里煮玉米粥、鸡蛋和牛奶。窗外一片金色阳光，夏天的早晨总是那么富有诗意，像一块融化的蜜糖。我全身放松，听着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你跟我去绿蒂吗？”我端着一大杯牛奶走进蒸气腾腾的浴室。他闭着眼睛，像鱼一样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CoCo，我有一个想法，”他轻声说。
“什么想法？”我把牛奶递到他面前，他不用手接，凑过嘴吸了一小口。“你把咖啡馆里的工作辞掉好吗？”“那我能干什么？”“我们有足够的钱，不用总是出门挣钱，你可以写小说。”他的这个念头似乎酝酿已久，他希望我能写出一鸣惊人的小说把文坛震一震，现在书店里几乎没有值得一读的小说，到处是令人失望的虚假的故事。
“好吧，”我说，“但不是现在，我还想再干段时间，在咖啡馆里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人。”“随便你好了。”他咕哝着，这是一句口头禅，表示他听之任之，再不想多说一句话。
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我穿衣化妆，像清晨美女那样楚楚动人地在屋里走动着，最后终于找到了我心爱的豹纹手袋。出门前，他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瞥了我一眼，“我会给你打电话。”他说。
这是上班高峰期间的城市。各种车辆和行人交织在一起，像大峡谷里的激流那样流通、流动，夹杂着看不见的欲望数不清的秘密，迤逦向前，太阳照在街道上，街道两边的高楼鳞次栉比地耸立于天地之间，是人类发明的疯狂产物，而日常生活的卑微像尘埃一样悬浮在空气里，组成工业时代千篇一律的主题。
二、摩登都市
这些摩天大楼耸立在眼前，光线从它们的肋骨间透出，
看到从哈来姆到炮台公园的整个纽约展现在眼前，
看到被蚂蚁般的人群堵塞的街道，
看到高架铁道上的车呼啸而过，
看到人流涌出剧院，我隐约想到，
不知我的妻子怎样了。
——亨利·米勒《北回归线》
下午3点半，绿蒂里面空无人影。一缕阳光透过人行道上的梧桐叶照进来，四周的空气里有暗尘浮动，书架上的时尚杂志和唱机里的爵士乐都有种奇怪的阴影，仿佛从30年代残存到现在，一堆声色犬马的残骸。
我站在吧台后面无所事事。没生意的时候总是会让人觉得闷的。
领班老杨在里面的小房间打瞌睡，他作为老板的亲戚兼心腹日夜驻守在这店里，管着账，也管着我们几个服务生。
我的搭档蜘蛛趁着这空当儿溜到街角转弯处的电脑商行，去淘一些便宜的小配件。
他是个一心一意要做超级黑客的问题少年，算我的半个校友，有150的智商，却没能读完复旦计算机专业本科课程，原因是多次攻击上海热线，并且用疯子般的机智盗用别人的账户在互联网上神游。
我和他，一个曾经前途无量的记者和一个名震一方的电脑杀手，时过境迁，在咖啡馆做侍者，这不能不说是生活的喜剧性之一。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角色，却交织成一个青春之梦的漩涡的涡心。工业时代的文明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感染了点点锈斑，身体生锈了，精神也没有得救。
我开始摆弄一大瓶养在水里的白色香水百合，手指和那些白色妩媚的花瓣缠绕在一起，分外温柔。爱花的天性使我变成不能免俗的女人，但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自己在镜子里的脸比作一朵有毒的花，并在我那一鸣惊人的小说里尽情泄露关于暴力，优雅、色情、狂喜、谜语、机器、权力、死亡、人类的真相。
那架老式的转盘电话机用刺耳的声音响起来，是天天打来的。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能收到他的一个电话，恰好是我们对各自所呆的地方感到厌倦的时候。他迫切而又煞有介事地说：“老时间，老地点，我等你一起吃晚饭。”
黄昏的时候，我脱下那身作为工作服的丝绸短袄和迷你裙，换上自己的紧身衫裤，提着手袋步履轻松地走出咖啡馆。
这时华灯初上，商店的霓虹像碎金一样闪烁。我走在坚硬而宽阔的马路上，与身边穿梭的成千上百万的人群车流相互融合，恍若人间爆炸的星河。城市最动人的时分降临了。
棉花餐馆位于淮海路复兴路口，这个地段相当于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远远望去，那幢法式的两层建筑散发着不张扬的优越感，进进出出的都是长着下流眼珠儿的老外和单薄而闪光的亚裔美女。那蓝荧荧的灯光招牌活像亨利·米勒笔下所形容的“杨梅大疮”。正是因为喜欢这个刻薄而智慧的比喻（亨利写了《北回归线》，穷而放纵，活了89岁，一共有过5个妻子，一直被我视为精神上的父亲），我和天天经常光顾此地。
推开门，转头四望，看到天天在一个舒适的角落向我举手示意。令我猛吃一惊的是，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时髦女郎，戴着一眼就能认出然而又动人心魄的假发，穿黑色闪光面料的吊带装，小小的脸上金粉银粉搽了一大把，仿佛刚从匪夷所思的火星旅行回来，带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冲击力。
“这是马当娜，我的小学同学，”天天指一指那奇怪的女孩，惟恐不能引起我的足够重视，补充说，“她也是我在上海几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