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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还没睡，他和小猫线团依偎在沙发上，手上拿着一个拍纸簿，给他那远在西班牙的母亲写一封长长的信。我在他身边坐下，线团跑开了，他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里一惊，怀疑他又嗅到了一丝陌生男人的气味。要知道马克身上还有股淡淡的狐臭，我一直很享受这股淡淡的动物味道。
但天天清冷如寒水似的眼睛使我受不了，我神经质地站起来，向浴室走去。他低下头继续写信。
热水哗哗放着，水蒸气慢慢地在浴室惟一一面大镜子上凝结，看不见自己的脸了。我吐了口气，没人，一缸冒着烟的热水，放松下来，有什么麻烦来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藏入一缸热水中，水那么热，一大把头发像黑色睡莲一般浮在水上，能回忆起来的都是一些快乐的事，优美的事。
我回忆小时候总是偷偷溜上外婆家的阁楼，阁楼上有一把坏掉的老式皮转椅，一个四角包铜的红木大箱子，箱子上堆满了灰尘，打开箱子，里面有几只用蓝瓷烧出“Salt”字样的瓷瓶，一些做旗袍剩余下来的边角料，还有一些古怪而无用的小玩意儿。我总是坐在破皮椅上一个人玩那些小玩意儿，天色在小小的老虎窗外一点点黯淡下去。“倪可，”外婆在叫我，我假装没听见，又一声，“倪可，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看到外婆胖胖的身影从楼梯上升上来。我飞快地把箱子关上了，可我的手脏了，衣服也脏了。外婆生气地说，“不要再爬来爬去玩了，这些东西你要喜欢我就送你做嫁妆吧。”可是后来因为市政府造地铁，那幢由法国人建于1931年的老楼动迁，大家都乱哄哄地搬了家，所以小时候玩过的宝贝都不见了。
我伸了伸脚，想起小时候往事总像隔了老远看前生前世。除了那种温柔之情，什么都像假的。这时，浴室的门被推开，天天走进来，他的眼睛红红的，走到浴缸旁边蹲下来。
“信写完了吗？”我轻声问。
“写完了，”天天说，他沉默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让她打消来上海开餐馆的念头，我去奶奶家时也说了这件事，奶奶说她来得正好，要找她算一笔账……我也不想让她来，宁可就这样一个人混下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的声音极其阴郁，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的眼泪流下来。
“CoCo，无论怎样，你都不要对我说谎。”他凝视着我的双眼，一把无形的凿子凿开了心脏上的一层粉红色薄膜，一股浓重的令人惧怕的寂静像血液一样渗透了四周，然而越是相爱无望，越是把你藏匿进一个深深的谎言，沉沉的梦里。
“我爱你。”我一把抱住他，闭上眼睛，我们的眼泪掉迸浴缸里，浴缸的水越来越烫，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像烧沸的血浆一样吞噬了哽咽和悸动。从这一夜起，我就发誓永远不会让他知道马克其人其事的存在。一丁点儿都不能，我不想让他死在我手上，死在我的艳遇上。
十二、草地派对
反对单调，拥护多样性，
反对拘束，拥护不受拘束的狂热反对一致，拥护等级
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
——萨尔瓦多·达利
下午，秋天的太阳照耀街道和人群，留下一抹抹轻而淡的影子，树木上已萌生秋意，一片片叶子像渐渐发黄的昆虫标本挂在树上。风吹在人脸上，一阵凉意。
一些事件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迭二连三地发生，使你注意不到季节变得如此快，时间过得如此容易。
天天真的去了一家生殖健康医疗中心，第一天我陪着他一起去。
走进那幢楼的感觉不太好，空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抑人的身体，走廊、招贴画、医生的脸都干净得过分。看病的医生戴着大眼镜，目无表情，他一边询问着天天有关问题，一边在病历卡上重重地写着什么。
“第一次遗精什么时候？早上会有自然勃起吗？平时看那种书或看那种电影会有反应吗？成功的性交一次都没有吗？——我指的是能顺利插入并持续三分钟以上时间，平时身体还有什么异常反应？”
天天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的额头满是细细的汗珠，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想此刻只要我伸手拉起他他就会飞快地跑出这个房间。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到天天被领进旁边的治疗室，他看上去很糟糕，随时会昏倒似的。在他走进门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充满惊惧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用手捂住半边脸，这对他来说太残酷了。
漫长的等待，治疗室的门开了，医生先走了出来，接着是天天，他低着头，没看我一眼。医生在诊断书上刷刷地写着，他对天天说，“你的生殖系统很正常，调整心理才是关键。”他建议天天参加一个医院的精神治疗小组，外加一些药物辅助治疗。
天天的日常生活突然地多了一项内容，每周去一趟生殖健康医疗中心，每次在那儿呆上几小时。也许使他迷恋的并不是治疗本身，而是那儿有一群与他类似的难言之隐的受害者。大家坐成一圈轮流发言，在一种默契中交换各自的痛苦，生活的压力，按照我的朋友心理医师吴大维的说法，集体受难的气氛有助于排遣个体的内心焦虑。
但很快地，天天对医疗中心和那个小组感到厌倦了。他与小组其中的成员一个叫李乐的年轻人产生了友谊，不时会邀请他参加我们这个圈子的活动。
秋天适宜于在户外聚会，我们在兴国宾馆搞了一个草地派对。周末下午的太阳懒洋洋地照在身上，风把附近的一个小医院的来苏水味带过来，让鼻子有点痒痒的，四周的景色很美，植物和建筑参差映衬着，暖烘烘的秋色。
格子布摊在草地上，一些看上去诱人的食物摆在上面，朋友们像棋子般散落在四周，或躺或坐，像马奈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那些洋溢中世纪中产阶级情调的生活场景一直是我好奇而向往的。再则过多的室内生活也太闷了，思考、写作、沉默、梦境、想象都可以让人濒临发疯，科学家毫无人性的实验证明了把一个人单独关在封闭的屋子里四天就足以使之像失控的弹子蹦出窗台。人要发疯是容易的。我父亲在最近写给我的明信片上（他正和母亲在杭州旅游）写着一句：“女儿啊，多去户外走走，草地和新鲜空气才是生活对一个人最珍贵的馈赠。”他现在都用一些类似格言警句之类的东西与我做交流与沟通。
李乐也来了，穿脏兮兮的式样新潮的衣服，他是个瘦小的长着一双大眼留着光头的男孩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诸如“我操，Shit”之类粗话，并且老爱神经质地捏鼻尖，把鼻尖捏得又红又尖。我不喜欢他。据说他从10岁开始就追逐比他年长的女性，11岁被小学同班同学的妈妈诱好，过早地失了童贞，此后他跟五十多个妈妈阿姨辈或姐姐辈的女性有过床第之欢，一年前他与别人的妻子在床上被双双捉住，被那丈夫痛打一顿并被剪掉了他引以为傲的一头长发，受此惊吓后他就阳痿了。
他是个知青子女，父母都不在上海，没人管也没人关心。现在在南京路上一家Adidas专卖店做营业员，平时在一个地下室练习打鼓，有一个自己组建的松散的摇滚乐队，摇滚暂时替代了性抚慰着他年轻的身心。使天天对他产生好感的不仅在于他那种奇怪的生活态度（放纵、柔弱、天真、我行我素），还在于他也爱看书，爱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
朱砂也应我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草地派对，还带给我一件礼物，一瓶资生堂爽肤水，她说是刚从香港出差回来带来的，这一瓶东西那儿比上海便宜l00m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她了，可她身上那种端庄体贴的女人味一点也没变，看上去已从离婚的阴影中恢复了。
“听姑妈说，你又开始写小说了？”她吸着一盒果汁，微笑着看着我。太阳光淡淡地照在她身上，她身上有一种春草般的自然芬芳。“噢，对了，”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这是我现在上班的新公司。”
我接过来一看，愣了愣，这不是马克所在的那家投资顾问公司吗？
“对，我又在写小说了，希望是本畅销书，这样我就有钱去欧洲旅行了。”我说。
“你男朋友呢？你们还是每天共处一室吗？我不能想象这种生活，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想出去工作吗？这样不太好的，使人变得不那么健康。”朱砂用一种温柔的口气说。
“我们经常出去散步，有时去酒吧喝喝酒，跳跳舞。”我说，心里还在想着如果我去欧洲旅行的话，天天肯定也愿意同行的，出门旅行不仅是时空迁移，也会对人的心理生理造成某等程度的影响。我幻想着在法国某个小镇的某个旅店里可以与天天做爱（在那些地方他就可以），然后是德国的汽车旅馆、维也纳废弃的小教堂，罗马15世纪的角斗场、地中海的一只快艇上……故事会一点点延续下去，只要有爱有欲，在森林、湖泊和天空回旋的就是自由和爱的舞蹈。
我走到天天身边，坐下，吻他，他中断了与李乐的谈话，对我报以微笑。“玩飞碟吧。”我说。“好。”他站起来，阳光下的他显得特别年轻，像中学生那样，剃着短短的黑头发，黑色带条纹的棉质衣衫，他的眼睛清澈动人。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一种新鲜的激情重新刺激着全身，我觉得心在怦怦跳，他又笑起来，飞碟飞来飞去，像一只小小的UFO，它飞到朱砂的脚边。朱砂微笑着递给天天，她正跟阿Dick坐在一起聊天，看上去谈得很愉快。
马当娜与宾馆里的朋友谈完事也过来了，和我们一起玩飞碟，卡丁车高手老五和女友西西正在赤着背边晒日光浴边下飞行棋，他们都戴着墨镜，白白的后背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怎样都算是般般配配的一对。
一群人正热热闹闹地在草地上自娱自乐，突然一个外国老太太神情威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马当娜走过去，其他人照样玩。“对不起，我想请你们离开这里。”她用一口美式英语说，舌头卷得老大的。
“为什么？”我用英语问。
“哦，”她耸耸肩，“我和我的丈夫就住在对面的楼房里，”她用手一指，我看到草地另一边用低矮的围墙隔开的一幢漂亮的法式三层楼房，高耸着美丽而无用的烟囱，还有彩色玻璃窗，两个用雕花栏杆围成的爬着藤蔓的阳台，“我们总是在阳台上看这片草地。”
“那又怎么了？”我的英语很不礼貌。我也不想表现得礼貌，这个美国老太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是你们破坏了这一片草地的宁静，你们太闹太乱了。”她眉头不皱一下地说，蓝眼珠里有股冷漠而不容违抗的神情，她有一头与我外婆相似的银发，一样的皱纹，可我实在不觉得她慈祥可亲。我用中文低声跟马当娜通报老太的意思。
“什么？”她居然想赶我们？马当娜一听就来劲了，显然这种无理要求使她兴奋，她正是遇强不弱的那种人，喜欢挑战和争斗。
“告诉她，这块草地并不属于她，所以她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我把这意思跟老太说了。
老太笑起来，神情仿佛在说“粗鲁的中国女人”。马当娜点上一支烟，“我们不会走的，您老人家回去歇着吧。”
老太似乎明白她的话，依旧用不温不火的英语说，“我的先生是美菱银行总裁，我们租下了那整座房子就是看中了这块草地，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好的空气和干净的环境，在上海这个城市找块像样的草地可不容易。”
我点点头，“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也来这儿放松一下。”老太微笑着问我，“你也租房了吗？”我点头。“租金多少？”她问，我笑着说，“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
“我们的租金一个月25，000美金，”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个价钱与这片草地有关，你们中国人也懂好环境可以卖大价钱，所以我请你们能尽早离开这儿。”她微笑着，但口气很强硬。的确这个价钱吓了我们一跳，不知她和她那总裁老头来头到底有多大，与这家宾馆的老板又有没有什么私谊，马当娜不愧是江湖老手，她淡淡一笑，“OK，”她说，“我们会离开，see you later。”
一路上大家讲起以前法租界上的一块牌子的故事，那块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现在各大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大财阀又卷土重来，无疑那股强劲的经济冲力又会带来心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