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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我如何接近欠债人之后。他特别警告我说要当心某些地区的狗。我把这些地方在路线图上用红铅笔标出来。路线图上什么都画得明明白白的——小河、排水渠、高架桥、水库、篱笆墙和政府建筑，等等。
第一个星期六我干得非常好。我把钱放到桌上的时候，我的老板只是骨碌碌地转着眼珠。他马上主动把我的工资提到七十五美分。我给他联系了五个新顾客，还收上来三分之一的旧债。他抱了抱我，好像他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
“你保证你不会告诉我家里人我给你干活，；好吗？”我求他。
“当然不会。”他说。
“不，你发誓！以你的名誉发誓！”
他奇怪地看着我，然后，他慢慢地重复着——“我以我的名誉发誓。”
第二天早晨，星期天，我在我朋友的家门外等着他们出门去教堂。没费什么劲儿，我就说眼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其实，他们也很高兴。
当我们离开圣弗兰西斯教堂——一个可怕的做礼拜的地方的时候，我向他们解释了我做过的事情。我一张一张地把钱拿出来，几乎有三美元呢，然后把它们递给萨迪的哥哥。可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拒绝接受这笔钱。
“可是，我是为你们着想才去干那份工作的。”我劝他说。
“我知道，亨利，可我妈妈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
“你不用告诉她钱是我给的。告诉她你涨工资了。”
“她不会相信的。”他说。
“那就说你在街上捡的。瞧，我还找到了一个旧钱包。把钱放在钱包里，就说你是在教堂外面的小窄巷子里捡的。这样她就会相信你了。”
他还是不愿意收下那点儿钱。
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他不要那钱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我留下话让他再好好想想。
还是萨迪帮了我的忙。她与她母亲更亲近一些，知道怎么做才能更有效。不管怎么样，她想她妈妈应该知道我是为他们好——也是为了表达她的感激。
那周快过完的时候，我们一起谈了谈，就萨迪和我。她一天下午站在学校门口等我。
“事情解决了，亨利，”她说，上气不接下气地，“我妈妈同意把钱收下了，但只是暂时的。等我哥哥找到一份专职工作，我们会把钱还给你的。”
我说我不想让他们还我钱，可是如果她妈妈坚持要这样做的话，我也只好屈服了。我把裹在包肉纸里的钱交给她。
“妈妈说圣母玛丽亚会保佑你并赐福于你的。”萨迪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另外，圣母玛丽亚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才不信那种废话呢。
“你真的相信……圣母玛丽亚那类东西吗？”我问。
萨迪看起来很震惊——也许是悲伤。她悲哀地点了点头。
“只是，什么是圣母玛丽亚？”我问。
“你和我一样清楚。”她回答说。
“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她圣母呢？”
萨迪想了一会儿，然后非常天真地回答我说：
“因为她是上帝的母亲。”
“那么，究竟什么是圣母呢？”
“只有一个圣母，”萨迪回答说，“那就是神圣的圣母玛丽亚。”“
“这不是回答。”我反驳说，早我问你——什么是圣母？“
“就是神圣的母亲，”萨迪说，自己也不太肯定。
这时候，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上帝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吗？”我问。
“当然。”
“那么，他就没有母亲。上帝不需要母亲。”
“那是亵渎神明的。”萨迪几乎是在尖叫。“你必须去向神父忏悔。”
“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神父。”
“亨利，别那么说！上帝会惩罚你的。”
“为什么？”
“就为这个。”
“好吧，”我说，“你去问神父！你是天主教徒。我不是。”
“你不该那么说话。”萨迪极度反感地说。“你还没长到问这种问题的岁数呢。
我们就不问这种问题。我相信，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
“我倒很愿意相信，”我还＊道，“如果他回答我的问题的话”
“那是不对的。”萨迪说，“首先你得相信他，然后，你必须祈祷。求上帝原谅你的罪过……”
“罪过？我没什么罪过。”
“亨利，亨利，别那么说。那样是邪恶的。每个人都有罪。这就是神父所从事的事业。这就是我们向神圣的玛丽亚祈祷的原因。”
“我不向任何人祈祷。”我挑战似的说，对她糊里糊涂的谈话有点儿不耐烦。
“那是因为你是新教徒。”
“我不是新教徒。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也不信！”
“你最好收回你所说的话。”萨迪说，她彻底惊慌起来。“上帝会因为你说了那些话让你去死的。”
她显然被我这种言论吓坏了，以至于她的恐惧把我都给传染了。
“我的意思是，”我说，努力想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我们并不像你们那样祈祷。我们只在教堂里祈祷——当教士祈祷的时候。”
“你临睡前不祈祷吗？”
“不。”我回答。“我不祈祷。我猜我对祈祷知道得不多。”
“那么，我们会教你的。”萨迪说。“你必须每天祈祷，至少每天三次，否则你就会在地狱里受尽煎熬。”
说完这些话，我们就分手了。我向她很严肃地保证我会尽力去祈祷，至少每天临睡前做一次。我走开的时候，我突然问我自己我要祈祷什么。我几乎想要跑回去问她。“罪过！”这个词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什么是罪过？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曾经做过什么有罪的事情？我极少撒谎，除了对我妈妈。我从不偷东西，除了偷我妈妈的东西。我要忏悔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向我妈妈撒谎或者从妈妈那儿偷东西也是犯罪。我只好这样做，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一旦她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她就会理解我的行为了。
我就是这么估计当时的情况的。
仔细考虑了与萨迪的谈话，又回想起笼罩在他们家人身上的那种阴郁，我开始觉得也许我妈妈不相信天主教徒是对的。我们在家里从不做祈祷，可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也挺好。在我们家没人会提及上帝，而上帝也没惩罚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最后得出结论，天主教徒生性是迷信的，就像那些没开化的原始人一样。无知的偶像崇拜者。谨小慎微得连替自己想一想都不敢。我决定再也不凑这个热闹了，他们那个教堂简直像个土牢！突然——只是偶一闪念——我认识到如果萨迪一家人不那么过多地考虑上帝的话，他们也许不会那么穷，东西都到了教堂，到了神父手里，那就是那些总是在要钱的人们。我从来不愿意看见神父。对于我来说，他们太圆滑，太假惺惺的了。哼，让他们滚蛋吧！带上他们的蜡烛，他们的念珠，他们的十字架——还有他们的圣母玛丽亚！一起都滚吧！
最后，我终于和那个神秘的人——艾伦·克罗姆韦尔面对面坐在一起了。我又递给他一杯酒，拍了他的背一下，我们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了，就在我自己家里。
是莫娜安排这次会面的——与克伦斯基合谋。克伦斯基也在喝酒，他一边大声嚷着一边做着手势。他那身材纤巧的妻子也是如此，她假装成我的太太到这儿来应付场面的。我不再是亨利·米勒了。我今天晚上摇身一变，成了哈里·马克思医生。
只有莫娜没来，她应该晚点儿来。
从与克罗姆韦尔见面握手那一刻起，事情的发展就出人意料。说到他，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英俊的家伙。不但英俊（从南方人的标准来说），还像个孩子似的，嘴很甜，也很容易相信别人。我不是说他傻，他一点儿也不傻，而且还是个靠得住的人。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很聪明；不那么咄咄逼人，却很有能力。他这人心肠很好，也挺开朗的，对人好极了。
跟他搞搞恶作剧，骗骗他好像不太光彩。我看得出来主意是克伦斯基出的，不是莫娜，她对于我们长时间地忽视克伦斯基觉得很内疚，所以，她大概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感觉都不错。我们的把戏玩得很成功。幸运的是克罗姆韦尔已经喝醉了，他本来就不怎么怀疑我们，现在酒进一步使他消除了戒心。他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克伦斯基是个犹太人，尽管明摆着克伦斯基对一个孩子也会机关算尽的。
克罗姆韦尔把他当作了俄罗斯人。对我这个叫马克思的人，他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克伦斯基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假说我是个犹太人）。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是犹太人——并没给克罗姆韦尔留下什么印象。就好像我们也告诉过他我是个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他很好奇，想知道我是怎样谋生的，于是我依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告诉克罗姆韦尔我是个医生，和克伦斯基医生一同开了个诊所。他看了看我的手，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对于我来说，在那个度日如年的夜晚，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要记住克伦斯基的太太是我的太太了。当然，这是克伦斯基那个机灵的脑瓜里冒出的又一妙招。他认为，这样可以转移对方对我的疑心，每次我看她一眼，就觉得仿佛是狠狠打了她一下似的。我们使劲劝她喝酒，可她只是啜上一小口就把杯子推开了。可是当夜色降临之后，我们闹得越来越大胆，她也高兴起来了。每次她歇斯底里地笑完之后，我都怕她会得病。她哭起来也挺让人同情的。
另一方面，克罗姆韦尔也是个性情中人。有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可是我们的笑声颇具感染力，所以他也就毫不在意地笑起来了，他时不时地问几个关于莫娜的问题。很显然，他把莫娜当成个奇特的人物了，尽管她很可爱。我们当然得装作是和她从小玩到大的，我们说她写起东西来简直棒极了。她写了整整一系列诗、散文和小说，可是；我们肯定她一直很谦虚，根本不愿提及这些。克伦斯基甚至有点儿离谱地说她不久以后将会成为美国文坛上第一位的女作家。我装作不太确信那一点，却同意她具有非凡的天才，极有可能获得成功。
当克罗姆韦尔问我们她都出过什么专栏作品的时候，我们表现出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其实是傻了眼。她怎么会去做这种事呢？
“我们还是别谈这个吧。”克伦斯基说。“要她做那种事情简直是浪费时间。”
我表示同意。克罗姆韦尔一头露水，他不明白写每日专栏有什么不好的。再说，她需要一笔钱。
“钱？”克伦斯基嚷道，“钱？那么，我们俩是干什么的？我相信马克思医生和我能照顾到她的需要。”他看起来对于听到莫娜需要钱这个说法迷惑不解，事实上，是自尊心有点受伤害。
可怜的克罗姆韦尔觉得他失言了，他向我们保证这只不过是他一贯的印象。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希望我们还是看看那些专栏，然后老老实实地给它们个评价，他说他自己不会判断，要是文章的确不错的话，他就可以拍板录用她了。他这次没提一周支付一百美元稿费的事。
我们为这又干了一杯，然后把他引到别的话题上。要想让他分心也挺容易的，他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她什么时候来？每过一会儿，他就要出去往华盛顿打个电话。我们总是想法不让他去，我们知道莫娜不会来的，至少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来不了。她让我们凌晨一点钟之前把那家伙弄走，所以，我们就盼着把他哄高兴了，然后叫辆出租车把他送走拉倒。
我试了好几次，想找到他住哪里，可没找着。克伦斯基觉得这不重要——任何一家老牌旅馆都会这么做的，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中，我自忖这桩愚蠢的生意做成的原因。这根本没有意义，后来，我得知莫娜本来认为让克罗姆韦尔知道她是一个人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这样做也可以看看克罗姆韦尔是不是真对我们有诚意，还是只对她感兴趣。但是，因为克伦斯基的原因，我们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由于他自己一些奇特的原因，克伦斯基不同意这么做。我当然得和他的观点保持一致。他觉得没人会相信他发明的这些小把戏的，它们太耸人听闻也太离奇了，所以我不知道醉得半死的克伦斯基能不能把这事办好。当然，我们编的故事越离谱，我们笑得就越欢。当然是只有我和克伦斯基。我们尽情地笑使克罗姆韦尔觉得莫名其妙的，不过后来他也作为“职业病”而见怪不怪了。
要相信克伦斯基的话，那么十之八九就像在做犯罪实验。除了极少的一些人，所有的外科医生都是虐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