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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又激动地谈到了吉诺姆，当然啦，对一个波兰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笨蛋。照斯坦利看来，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写了《一艘小船上的三个男人》这本书。在波兰作家里，没有一个能跟他媲美。至于保罗的作品则很少有有趣的。“如果保罗称什么东西好玩，”斯坦利说，“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保罗太忧郁，无法欣赏闹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一定会说出“滑稽”这个词。“滑稽”
这个词是斯坦利最喜欢用的词，它表达不同的意思。“滑稽”意味着斯坦利喜欢大肆渲染的“杰出”、“独一无二”。如果他说一个作家很“滑稽”，他是在给这个作家很高的赞誉。果戈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方面，他也会说萧伯纳也是一个“滑稽”的作家。或者说斯泰贝尔格，甚至梅特林克。
一只可笑的鸟，斯坦利。滑稽，不是吗？
就如我所述，这样的交谈经常在小花园里举行。如果我有钱，我会为他准备几瓶啤酒。他只喜欢喝伏特加和啤酒。时不时，我们也让一个从二层楼窗户里伸出头来的一个叙利亚人邻居加入我们的谈话。他们是很友善的民族，叙利亚女人长得惊心动魄地美丽。莫娜长有深黑色的短发，以至于这些叙利亚人刚一见面时误把她认为也是叙利亚人呢。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房东对叙利亚人抱有深深的偏见，认为他们代表地球上的渣滓。首先，他们是黑皮肤，其次，他们说的语言没有人能听得懂。她干脆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叙利亚人的关注吓着她了。她相信我们还足够理智，不会邀请叙利亚人到我们街区。总而言之，说白了就是她经营的这家旅店还相当“体面”。
我记下了她的提示，尽可能的。也许，我们有一天需要一种宽容，我心里想。
我像打发一个极少有人喜欢的、有怪癖的老巫婆一样打发走了她。我甚至还提醒莫娜在我们外出时要注意锁好门，只要她朝我的手稿上看一眼，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搬到这儿几个星期后的一天，莫娜告诉我她又邂逅了托尼·莫利尔。他和密尔沃基这个百万富翁正一起东游西逛呢。表面上看，托尼很愿意帮助莫娜。他坦白说他正在他的朋友身上使劲，让他开出一张数额颇大的支票——可能是一千多块美兀！
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笔钱。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大的改观，也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了。也许我们会去和奥玛拉在一起。奥玛拉不断地从阳光明媚的南方给我们寄明信片，说那儿生活如何如何容易。无论如何，我们就不再会在纽约城的这个小角落里呆下去了。
是莫娜急于要改变一下生活环境。我不再努力写作让她深感不安。说实话，我都几乎让她相信，只要她再继续过双重生活，我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既然我让她深感不安，我就强调她让我过于担心她）。就如我所说，她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她知道事情更麻烦了，按她幼稚、天真的想法，改变这种处境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生活环境。
有一天，托尼·莫利尔打来一个电话，通知莫娜一切就序了。她要到泰晤士广场见他们中的两个人。广场上会有一辆中巴在那儿等她。在一家旅馆里好好吃一顿之后，那张支票就会出现（这张支票上的金额是七百五十，而不是一千）。
莫娜离开之后，我随手抓起一本书《智慧和命运》。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读梅特林克的书了：这情形就像是重新品尝一份过去没能细细品尝过的食物。将近子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疲倦和不适，于是就出去溜了一圈。在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橱窗里堆满了野营和运动器材。这让我想到步行穿过南方，背着帆布包，我们可以先搭便车到弗吉尼亚海岸，然后再步行，走完全程。我看到了早就想穿上的那一双长简靴，这个到南方去的念头让我如此入迷，我突然觉得饿了，饿得像只熊。我于是朝乔氏饭店走去，这家饭店在波罗夫厅大街上。在饭店里，我要了一份洋葱嫩牛排。我边吃并浮想连翩。一两天之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污浊的城市，在星光下安睡，跋涉小溪、爬山。我们畅快地流汗、喘气、歌唱。用一大杯咖啡，我送下一大块家庭自制苹果馅饼（是在深底盘子里做的），这时我还没从幻想中回过神来。我准备剔剔牙齿之后就向家的方向走。在付款的地方，我看到排列在那儿等待顾客挑选的香烟。我选了一包“罗密欧与朱丽叶”牌的，一口咬下过漉嘴并吐了出去。
我回到家里大概已经是午夜两点钟。我脱下衣服之后就钻进被里，睁大两眼躺在床上，想听到莫娜回来的脚步声。黎明的时候，我睡着了。
莫娜步履轻盈地回来的时候，已是八点三十。她一点儿都不累，莫娜没想着上床睡觉，而是忙着做早点：烟熏猪肉、鸡蛋、咖啡以及她在回家路上顺路买来的小烧饼。我却一直躺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分钟。
“你到底他妈的跑哪儿去了！”我尽量咆哮起来。我知道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她神采飞扬的神色不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先吃早点吧。”她求我，“这故事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你搞到支票了吗——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她把支票朝我眼前晃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们到百货商店里订购了许多东西，到第二天，这些东西会发送到我家。当然在这之前，支票也将兑换成现金。但是第二天，我们没有能把支票兑现。
我们定购的那些衣物自然又退回了商店，我们很失望，于是把支票交给一家银行，那就是说至少得等几天后才能取到现款。
这期间，莫娜和我们的蓝鼻子女房东吵了一架。事情好像是这样发生的：莫娜与邻居那个漂亮的叙利亚女人正在交谈时，女房东冲进花园，大声辱骂那个叙利亚女人，莫娜觉得被侮辱了，也骂了那个老娼妇，这个老女人自然也不甘示弱，极尽其辱骂人的才能，骂莫娜也是叙利亚人，是个婊子，诸如此类的话。最后，吵架差点儿发展为一场拔头发比赛。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得滚出这屋子。我们本来就想离开这间屋子，得知这个消息并没感到不快。唯一让我思忖了一下的是如何对付这个老婊子！给她点苦头吃吃！
是斯坦利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我们是合情合理地迁出，那为什么不在还她房子之前，给她的房子留下一点君王的色彩呢？“好极了！”但我又问，“那怎么办呢？”他早已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他告诉我：与通常一样，迁出前的最后一天，他要把他的两个孩子带来，让这两小家伙带上蕃茄酱瓶子、芥末、捕苍蝇纸、墨水、面粉，带上一切干坏事的家伙。“让他们干想干的任何事，那会如何呢？小家伙们破坏欲极强。”
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妙计。“到时我要助他们一臂之力。说到干坏事，我自己可是一个破坏欲极强的日尔曼蛮子！”
第二天，我们正在为这一场惊奇战役做准备时，我们接到了银行来的通知，说我们要求兑现的支票无效。接着，我急急火火地给托尼·莫利尔和密尔沃基——这个百万富翁打电话。我们的百万富翁销声匿迹了，似乎是大地吞没了他。相反，我们倒成了这场骗局的牺牲品。我朝自己大笑了一通，尽管心里很焦急。
问题是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倒霉的消息告诉给了斯坦利。他冷静地考虑之后说为什么不到他的住处去暂住几日呢？他可以把床垫铺在会客室的地板上——当然是给我们睡。他们可从来不在地板上睡觉，至于食物，他向我们保证我们饿不着。
“但你睡哪儿呢？至少你怎么睡？”我问。
“就在弹簧上。”他说。
“那你老婆呢？”
“她不会介意的，我们曾在光地板上睡过。”
然后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这只是暂时的。你会找到工作的，然后你就会找到自己的住处的。”
“太好了。”我紧握他的手。
“把你的东西打点一下吧，”斯坦利说，“你们随身要带什么东西？”
“两只箱子外加一台打字机就足够了。”
“那你们赶快行动吧，我要让我的两个小家伙开始行动了。”说着，他就把马鬃毛沙发推倒，抵在门上，这样就没有人能进来了。他们带着复仇的情绪开始行动，不出十分钟，屋子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凡是可以涂抹上的家什都抹上了蕃茄酱、醋、芥米、面粉、鸡蛋。椅子被贴上了捕苍蝇纸。垃圾箱被推倒在地板上，他们用脚后跟拼命地践踏。最精彩的应该是用墨水干的。他们把墨水涂在墙上。洒在地毯上、泼在镜子上。手纸呢，则被他们做成献给已经涂得乌七八糟的家具的花圈。
斯坦利和我呢。则站在饭桌上，用蕃茄酱、面粉、芥末搅在一起制成的浆糊在天花板上大画特画呢。床单和被子被我们用剪刀和小刀剪碎。那只马鬃毛沙发被用面包刀开了几个大口子，在马桶坐处则涂上了变质的蜂蜜和柠檬果酱。所有能够翻个底朝天的东西、所有能破坏的东西、所有能肢解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被掀个底朝天，被破坏、被肢解。这一切都是在不发出声响的狂热中完成的。最后的一小点破坏工作，我留给了小家伙们去完成。这是对神圣的《圣经》的践踏，两个小家伙先把《圣经》浸在浴缸里，然后用污秽的药膏涂抹在上面，最后干脆一大把一大把地撕扯，在房里乱扔撕下的纸页。撕剩下的圣书，我们把它塞进挂在烛台上的鸟笼里。
烛台已经被我们折成无法辨认的形状。我们已没有时间去为孩子们洗手，于是就用床单擦。他们快活得神采飞扬，多伟大的功绩！他们兴许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
最后一个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商议了一会儿。让两个孩子坐在他的膝盖上之后，他严肃地告诉他俩怎么办。两个小家伙得首先从后门出口离开，他俩必须轻松、若无其事地走到前门，一旦到了大街上就加快脚步，然后尽快跑到街道拐角处等我们。
至于我和斯坦利，我们得见见蓝鼻子老女房东，把房子钥匙交还她，高高兴兴和她道别。她得费不少气力才能推开房门，然后就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问题了。
这时，我们已经和两个小家伙会合，并且跳上出租车溜之大吉了。
一切按计划进行。老女房东没有露面，我和斯坦利各提一只箱子，莫娜提打字机。在街道拐角处，孩子们在等我们。非常顺利，搭上一辆出租车，我们朝斯坦利家开去。
我原本想，如果斯坦利的妻子知道了他的孩子们于了什么，一定会有点儿困惑不解，但事实不是这样，她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闹剧。她为他们能有这样一个假日而感到高兴。她唯一抱怨的是他们弄脏了衣服，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凉肉、烟熏香肠、干酪、啤酒和饼干。一讲起我们早上的杰作，我们真是笑破肚子！
“你现在知道了波兰人能干什么，”斯坦利说，“一谈到搞破坏，我们可没有个限度。波兰人真是野蛮，比俄罗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们屠杀的时候，他们会欢笑；当他们折磨人时也会歇斯底里地狂笑。那是波兰人给你的幽默！”
“他们多情的时候，”我接着说，“他们会给你他们最后的一件衬衣——或者是他们床上的床垫。”
幸运的是已是夏日，尽管只有一张床单和斯坦利的大衣做被子，也不觉得冷。
虽已是穷困潦倒，地方倒也干净。没有两只盘子是相像的；所有的刀、叉、汤匙、小物品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铁路上套房的标准形式总是这样的：三间一间连一间的屋子，全是黑的。套房里没有热水。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我们于是只有在厨房的洗碗池里轮流洗澡。在做饭时，莫娜想助索菲——斯坦利的妻子一臂之力，但索菲不答应。我们每天能做的就是卷卷铺盖然后睡地板，时不时我们也洗洗碟子。
对于处于暂时性失败的我们来说，情况还不是很糟糕的。邻居很令人失望：我们往的是破烂不堪的地方，只有少数几家体面人家。最糟糕的是斯坦利在白天睡觉，一然而他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他吃得很节俭，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无法离开的一样东西就是香烟。不时，他也自己卷烟抽：这是他在福特·奥格素普戍边时就养成了习惯。
我们不能从斯坦利那儿要的一样东西就是现金。他妻子每天只给他十美分的车费，每天去上班，他都带上许多用报纸包着的三明治。每周二起，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信用卡买的。这真是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