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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奥玛拉会带我们进天堂，但我们又一次来迟了。事情变糟了，真正兴旺的状况结束了，已经没有公开的工作等待我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了。说实话，我感到解脱，因为知道奥玛拉存了一些钱，这些钱足够我们熬过几个星期，我决定在这个不亚于别处的地方逗留一段时间来写作。唯一的障碍是莫娜，南方不合她的意。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她能调整一下自己，毕竟，她很少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去。
据奥玛拉说，那里有一个森林看守的小木屋，我们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如果我们喜欢，可以不花钱地租用。他认为这是我写作的理想地方。它离镇子只有很短的距离，在小山顶上，听起来他非常急切地想看到我们搬进去。
当我们到达山脚下并拿到小木屋的钥匙时，已近黄昏。在一个极端愚蠢的傻人帮助下，我们跨上骡背，周围漆黑一片，只有莫娜和我。在我们缓慢、吃力地向上攀登时，山林中的急流声从耳边掠过。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小木屋所在的空地。还没等我们跨下骡背就有一群苍蝇和蚊子和我们袭来，那个瘦长腼腆的白痴从不开口。他推门进去，把灯笼挂在一条从方椽上悬下来的粗绳上。很显然这地方已多年没人居住了。它已不仅仅是污秽的，而且鼠害成灾，蜘蛛和各种各样的害虫四处可见。
我们肩并肩横躺在两张吊床上，傻人躺在我们脚边的地板上，我听得见头顶上老鼠窜来窜去令人不快的声音。苍蝇、蚊子被我们的闯入打扰，毫不留情地袭击我们。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入睡了。
我好像刚刚闭上眼睛就感到莫娜抓住了我的胳膊。
“怎么了？”我嘟哝着。
她凑过来，在我耳旁小声说了句话。
“胡说，”我说：“可能你在做梦。”
我试着重新入睡。很快我又感到她在抓我。
“是他！”她小声说：“我敢肯定，他在摸我的腿。”
我爬起来，划着一根火柴，仔细看了看那个白痴。他侧身躺着，眼睛闭着，像一根棍似的一动不动。
“你在想象。”我说道：“听起来他睡着了。”
无论如何我想最好还是保持警惕，像那样笨拙的、沉默寡言的傻人有着猛兽般的力量。我又划了一根火柴，膘一膘周围有什么可以拿来当作武器的，以防他真的难以控制。
拂晓时分，我们完全醒来，疯狂地搔痒。暑气已经令人窒息，我们让那个男孩去取一桶水，迅速穿好衣服，决定马上逃走。在等那个笨人收拾行李时，我们更加仔细地察看了这个地方。小木屋被小树和灌木包围得透不过气来，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耳边的流水声和鸟儿狂乱的喊喊喳喳声。我想起了踏上羊肠小道时奥玛拉的告别辞——“特适合于你的地方……一个理想的隐居处。”
又一次跨上骡背下山，我们战战兢兢地发现昨天真是九死一生。只要有一点儿偏差，都会出大事。没走多远，我们就下来步行，即使这样，也还需小心翼翼的，才不致发生偏差。
在山脚下，我们出现在这家庭的所有成员面前。大约有十几个孩子在四处奔跑，大多数孩子半裸着身子。
我们问是否能和他们一起吃早饭。他们告诉我们等着，饭做好了叫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我们烦心地等着，直到现在——还不到七点钟——暑热已经难以忍受。
当他们叫我们进去的时候，全家人已聚集在饭桌周围。有好一会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在食物上的像加了胡椒粉的黑点是真的苍蝇。在桌子两边站着两个孩子，他们正忙着用脏毛巾驱赶苍蝇。我们一坐下，苍蝇就落在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头发和牙齿上。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这时尊敬的长者开始做感恩祷告：
“玛丽得到的第一个福气，
福气之一是好运，
想想她的小耶稣，
是上帝唯一的孩子。“
这顿饭很丰盛——燕麦粉、熏肉和鸡蛋、玉米面包、咖啡、火腿、煎饼、炖梨，总共每人25美分。苍蝇没有另加钱。
奥玛拉看到我们这么快就回来了多少有些吃惊。“没胆儿。”他闷闷不乐地说。
“你知道我讨厌苍蝇。”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那天晚上我们恰好来到一个刚开门的饭馆。它在西阿舍维尔。老板罗林先生过去曾是一名学校教师。出于某种原因，他很快喜欢上了我们。离开时他给我们一封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一对夫妇。他们有一间很舒适的房子出租，而且租金也很便宜。我们预付了一星期的租金。第二天我们又回到罗林先生那里，付了足够一星期的饭钱。
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看见过奥玛拉。没有争吵，各走各的路，就这么简单。
我从罗林先生那里借了一台打字机。罗林先生表现出一股动人的为文人效力的热情。为了证实自己，我给他一串自己写过的书名，其中也包括正在写的有关大酒瓶的作品。在他舒服的小饭馆里我们吃得很好。他硬要免费让我们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在他进一步的了解中，我们无疑是真正的文人。他时不时地往我上衣口袋里放几支好烟或者坚持在我们回家时让我们拿走一品脱冰淇淋。
罗林先生看起来过去是当地中学的一名英文教授。我们召开的有关伊丽莎白时代作家交流会议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我最让他喜欢的，我相信是我对爱尔兰作家的热爱。我读过夏芝、辛格、邓森爵士、格雷戈里夫人、奥凯西、乔伊斯的事使他把我当作好友。他热切地想读到我的作品，但我有足够的理智不把这些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我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看。
在公寓里我们结识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伐木工。他叫马修，是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人。他是个仪表堂堂的人。在他放假的时候开上他漂亮的小汽车带着我们在乡间兜风给了他极大的真正的快乐。他喜欢美味和好酒并且知道在哪里能弄到它们。
有一天在“烟囱石块”那里他款待我们一顿饭。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这样的饭我只尝过两次。我必须这样评论马修，从一开始他就想清楚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从我们交往的最初他就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和他在一起都不用我们解囊。
。只谈他这方面的事情会让人对他产生错误的印象。他不是有钱的人，也不是我们叫他的“傻瓜”。他是个敏感、富于智慧的人。对书、音乐或绘画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懂得生命和自然，特别是动物——他最喜欢的。我说他不富有。如果他真的希望有钱，早就立刻成为百万富翁了，但是他没有致富的欲望。他是美国人中少有的满足于自己已有的那种人。和他在一起就如同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前门的门廊上一口气聊上五六个小时。那是十分轻松、愉快的谈话。
但是写作……不知怎么总也写不出来。写成一个简单的而且是个糟糕的故事也要花费我几个星期的时间。热浪在这件事上起了些作用（在南方，热可以解释除私刑之外所有的事）。没等我写下两行字，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我喜欢坐在窗前，注视着用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他们都是黑人，拿着镐和铁铲去工作，边劳动边唱歌，汗水像小溪似的顺着他们的后背流下来。他们越是辛勤地劳动，我越是不能努力工作。歌曲融入了我的血液，但更扰乱我的注意力的是看守的模样，只膘一眼这些人类警犬的脸就使我脊梁发颤。
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莫娜和我喜欢时不时做个短途旅行。选那些遥远的、古老的、我们可以搭车到达的景点。我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旅行（在南方，时间像飞快的子弹一样流逝过去）。有时我们乘上驶来的第一辆车，而不关心它驶向何方。就这样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奔向南方。我突然想起一个在学校时的好友的名字，最后一次听说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在甫卡罗莱纳州一所小学校里教音乐。我决定去看看他。这是一次长途旅行。像往常一样，我们兜里没有一分钱。不论怎样，我敢肯定我们可以指望上与老友一起吃上一顿极好的午饭。
离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伙伴已整整二十年了。为了能去德国学音乐，他比我们提早离校。他后来成了钢琴演奏家，游遍了欧洲各国，然后回到美国，接受了南方小镇里一个不重要的职位。我曾收到过他的几张明信片，然后就杏无音信。在我沉思冥想时，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二十年毕竟是段很长的时间。
每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去他家听他演奏。他演奏了后来我在音乐厅里听到的所有作品。在我年轻的心目中，他弹得和大师们一样好。他的才干和能力可以得到人们的注目。他的前额有一个初露头角的赘生物。当他得到灵感时，那东西看起来像个短角。他高出我许多，看起来像个外国人，说起话来像在学母语的同时也学会了英语的欧洲上层人。除此之外他常穿条纹裤子和柔软的黑大衣。那是在德语课上我们开始了友谊。他已精通了德语，选这门课是为了花更少的时间在这门课上。
那个老师，一个快乐、轻佻的、富于幽默感的年轻小姐确实上了他的当。她假装生他的气，时不时给他一个狡猾的挖苦。一天被他刚刚大声念出的一段完美翻译所激怒，突如其来地问他为什么不选学其它语言，难道他不愿意去学一些新东西？等等类似的问题。面带恶意的微笑，他回答道，这样他有时间去做更好的事情。
“噢，你有？是吗？是什么更好的事？我可以问问吗？”
“我有我的音乐。”
“是这样，你是个音乐家了？一个钢琴家，或者可能是个作曲家？”
“两个我都是。”他说，
“那么，你现在都有什么作品？”
“小夜曲、协奏曲、交响乐和歌剧……加上一些四重奏。”
全班发出喧闹声。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天才。”当喧闹声停息后她说。
下课前他匆匆写了一张条子，卷起来，递给我。
我刚刚看完就被叫到前面。我把条子展开着交到她面前。她看了字条，脸刷地变红了，然后把它扔进纸篓。那上面写着“她好像是朵花”。
我想起了跟这个“天才”有关的其它事情。他是怎样瞧不起美国的所有事情，例如，他是多么厌恶我们的文字；他是怎样模仿丑化教授们；他是多么讨厌所有形式的练习，但我首先记住了他如何享受在自己家中的自由和父母、兄弟对他的尊重。
全校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当我第一次收到他从海德堡寄来的信时是多么高兴。
他写道：他完全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比一个德国人还德国人。我为什么还呆在美国？
我为什么不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成为一个出色的德国诗人？
我正想着如果他说“我不记得你”那该多奇特时，发现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镇子里。没费多少时间我们就打听到老朋友已在前一天到东部去了。多幸运！我们只好挨饿了！这时早已过了中午。失望中，我紧紧抓住系主任——一个易怒、爱发牢骚的老太太，努力给她造成一个印象：我们是绕了一个大弯路。在去墨西哥的路上，我们的车坏在了几英里之外，这些都是为了我要拜访多年未见的少年时的好朋友而造成的。在紧抓不放、快要咬掉她的耳朵的暗示下，我努力跟她讲明白我们需要吃些东西，最终她很不情愿地为我们弄了些茶水和烤饼。
我们走到镇子边，伸展开腿，我们在这里搭乘上一辆回家方向的破旧福特车。
司机，一个退伍军人，有些疯癫，也有点儿喝醉了（在南方每个人都有海量）。他说他经过阿舍维尔。除了向北以外，他似乎并不知道他驶去的确切方向。我们在回阿舍维尔的长途旅程上进行的谈话特别刺激。那可怜的家伙不仅在战争中负过伤，妻子让好朋友夺去，而且还遇到几次恶性事故。更糟的是，他是个笨蛋，一个执拗、坏脾气的人。如果他恰巧是个南方人，他的脾气会更坏，我们像蚱蜢一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除了他的敌人和不幸，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兴趣。当我们快到阿舍维尔时，他变得更爱争吵。他明确表示他完全而且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谈话的方式。当他最终让我们在阿舍维尔的路边下车时，激动起来。
我们伸出手来感谢他让我们搭车，而且没忘了说声“再见”。
“再见？”他喊道：“难道你们不付钱给我？”
付钱？我目瞪口呆。谁听说过搭车还要付钱？
“你没想过要白搭车吧，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