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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伸出手来感谢他让我们搭车，而且没忘了说声“再见”。
“再见？”他喊道：“难道你们不付钱给我？”
付钱？我目瞪口呆。谁听说过搭车还要付钱？
“你没想过要白搭车吧，对不对？”他嚷着。“我买的汽油怎么办？”他好斗地从车中探出身子。
我不得不夸大其辞，花言巧语地解释。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然后摇摇头，嘟哝着：“我一见你们就想到过了。”又想了想：“我真想拘留你们。”突然我从未料到的事发生了。他流下了眼泪。我探过身去安慰他。我的心完全软了下来。
“离开我！”他喊道：“走开！”我们让他伏在方向盘上伤心地哭泣。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着，被他所震动。
“他没有向你捅刀子，算你幸运。”莫娜说。
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对南方人的一贯看法——他们完全不可预料。现在是我们该考虑回家的时候了。
第二天，我一边茫然地坐在打字机前，一边开始怀疑在阳光灿烂的卡罗来纳，我们还能维持多久。自我们最后一次付房租到现在已过去了几个星期，我不敢想到底欠了好心的罗林先生多少饭钱。
接下来的那天，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收到了克伦斯基的电报，告诉我们他们夫妇已上路了，当天晚上就能见到我。
意外的收获！
果然，恰恰在晚饭前他们突然来到了。
你从荒原中走来，
光荣与你同在，
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永恒的生命中。
差不多我们问起来的第一件事——听起来很不体面——是他们有没有钱出让给我们。
“是不是为了吃的？”克伦斯基相当欢喜。“这容易。你要多少？五十元行不行？”
我们高兴地拥抱对方。“钱，”他说：“为什么不给我拍电报？”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真的喜欢这里？不要吓唬我。告诉我实话。这儿没有黑人的天下，也没有犹太人的？这可真让我毛骨耸然……。
吃饭时他想知道我已经写了些什么，是不是卖出去了，等等。他已经怀疑，因为我们的境况不是很好。“那正是我为什么会突然来访的原因。我花了三十六个小时才同你们在一起。”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似乎意味着你们不必再多忍受我一分钟。
莫娜特别赞成和他们一同回去，但是出于一些违反常理的原因，我坚持主张我们再居留一段时间。为了这个我们激烈地争论起来，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让这个问题见鬼去吧！”克伦斯基说：“既然我们在这里，在走之前你能给我们看些什么？”
我果断地回答：“米纳莱斯卡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从我嘴里冒出来，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又想看看瓦格奈斯维尔。
“每一次我靠近这地方——瓦格奈斯维尔，就感觉好像愿意在这儿定居。我不知道这地方有什么，但它吸引我。”
“你永远不会在南方定居。”克伦斯基说：“你是天生的纽约人。听着，你为什么不停止在穷乡僻壤游荡，去出国？难道你不知道吗？适合你的地方是法国。”
莫娜特别热切地赞同。
“你是唯一对他讲真心话的人。”她说。
“如果是我，就选择俄国，但我没有游逛的瘾。我没发现纽约有多么不好，你相信吗？”然后用他特有的语气接着说：“一旦我开了业，我将资助你俩去欧洲。
我是认真的。我已多次有这个想法了。在这儿你越来越变得死气沉沉。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俩都不属于。这几太小，太微不足道。这儿太他妈的无聊，就是这样，对于你，米勒先生，不要再为杂志写那些该死的东西。你听着吗？你本来不是写那些玩艺儿的，你天生是写作的料。写一本书吧，你为什么不写书？你绝对能做好这件事情的……“
第二天我们去瓦格奈斯维尔和米纳莱斯卡湖。两个地方都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可笑。”当我们回来时我说：“你找不出像我这样的想让自己的余生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人。像瓦格奈斯维尔这样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好像那么迷人？”
“你不属于这儿。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噢？”我属于哪里？我们心自问。法国？也许是，也许不是。四千万法国人一口吞下去是太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更喜欢西班牙。直觉上我喜欢西班牙人，就像我喜欢俄国人一样。
某种程度上这次谈话又让我考虑起经济问题。这总是恶梦。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怀疑我们最好根本不回纽约这个主意是错的。
不管怎样，第二天我又改了主意。我们陪克伦斯基和他的妻子来到镇子边，在那里他们很快搭上了一辆车，我们站在那儿挥手告别，然后我转向莫娜，亲切、沙哑地嘟哝着：“他是个好人，那个克伦斯基。”
“你最好的朋友。”她像电似的快速地说道。
用从克伦斯基那里得来的五十元钱，我们付清了一些欠帐，相信克伦斯基在回到纽约后能再寄给我们更多的钱。我们又试着在这方面努力一下。凭借着强烈愿望的力量，我成功地写完又一个故事。我努力开始写另一个，但毫无希望，我头脑里没有一点儿东西。所以我换成给所有的人写信，包括那位曾经让我做他助手的编辑，我也找了奥玛拉，但是发现他如此沮丧，以致我没有心情跟他提钱的事。
毫无疑问，南方让我们抑郁。房东和他的妻子尽一切力量让我们感到舒适，罗林先生也同样尽力来鼓励我们。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起一句我们欠他们钱的事。马歇尔呢，他去西弗吉尼亚的旅行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延长。除此以外，我们只是不愿向他借钱。
酷热，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对我低落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世上有一种热能使人温暖，充满活力，还有另一种热能使人衰弱，耗竭人的力量、勇气，甚至是一个人活下去的愿望。我猜想我们的血太浓了。当地人普遍的冷漠只能增强我们的漠然。
这就像真空状态下的睡眠症。这儿没人听说过艺术这个词，它不在这些人的词汇中。
我有种感觉，那就是切诺基人比这些可怜的家伙创造出更多的艺术。人们看不见印第安人在这片毕竟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存在。人们能感觉得到黑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出现，一种沉重的、扰乱人心的存在。
被当地人称作“焦油脚跟”的人肯定不是黑人的情人。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是。
如同我说的，这是个真空，一个酷热、郁闷的真空，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的东西的话。
有时我渴望在僻静的街上走来走去。现在走在这条街上也没了乐趣。眼前出现路两旁的百货店，但里面除了失望和孤独，一无所有。四周的美丽只能激怒人。在这里上帝一定让人过上了不同的生活。印第安人更接近上帝。对黑人来说，如果白人能给他们机会，他们会兴旺起来。过去我常怀疑，现在还怀疑印第安人和黑人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把白人赶出去，重新建立一个充满牛奶和蜜的天堂。唉——
玛丽得到的下一个福气，
第二个福气是好运，
想想她的小耶稣，
能通读圣经，
通读圣经。
少量的馈赠渐渐来到——一点儿钱，没有更多的，这是我给所有人写信的结果，但是克伦斯基一点儿信都没有。
我们又坚持了几个星期，最终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决定拂晓起床，悄悄溜走，只背两个小旅行包。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天刚破晓我们就起床了，一手拿着鞋，一手提个旅行包，像老鼠一样没有声响地溜出来。我们走了几里地后才遇到一辆车。到达云斯顿一沙龙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在那里我决定发一封对方付款的电报给父亲，向他要一些钱。我建议他把钱汇到达勒姆。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
快到深夜时，我们才到达达勒姆。一封电报正等着我，这是肯定的。它写着“对不起，儿子。我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我真想痛哭，倒不是因为我们的不幸，而是因为让老人家发这样的电报给他带来的羞辱。
感谢一个陌生人，到中午我们才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现在我们很饿，比平时更感到饥饿。当然这是因为还要空着肚子走完那不可想象的旅途。除了上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像个机器人似的。
当我们站在高速公路上，当由于疲劳和沮丧不想再迈出一步时，当我们站在那儿只是望着夕阳像个绽开的西红柿一样落下山时，突然一辆相当漂亮显眼的小汽车停下来，一个愉快的声音叫道：“想搭车吗？”这是一对夫妇。他们打算去两个小时路程外的一个小镇。男的来自亚拉巴马州，带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女的是阿肯色州人。世上有这么愉快、活泼的一种人，他们看上去一点儿烦恼都没有。
路上我们接二连三地遇到车出故障。路上不是花了两个小时，而是将近五个小时。感谢这样的延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外没有其它的事情。这些都深入他们的心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好心女人的样子。我们刚刚进屋，她就冲进浴室，把浴缸灌满热水，拿出肥皂和毛巾，请我们放松休息而她却去张罗做饭。当我们穿着他们的浴衣又露面时，桌子已摆好。我们坐下来马上饱尝了丰盛的饭菜。这里有肉了烧菜、煎鸡蛋、小松糕、咖啡、蜜饯和水果馅饼。直到凌晨三点半我们才上床睡觉。在他们的要求下，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直到我们醒来，才意识到我们好心的主人从车上挪下车座当他们的床。
我们中午起床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男人带我们去看他宽阔的后院。
那里面停满了车，失事的车的残骸是他生计的来源。他肯定是个快乐、幸运的小伙子。他的妻子更是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请求的那样与他们多住几天。
我们准备离开时，那女人把莫娜拉到一边，往她手里偷偷地塞了一些钱，而男人硬往我怀里塞了一盒香烟。他们坚持开车带我们出城一段距离，这样我们能更容易地搭上车。当我们最后分手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闪动。
我们上了车，决心那天到达华盛顿。如果不是我们除了短途搭车一无所获外，一定能办到。驶进里士满时，天已黄昏。我们又一次破产了，那女人给我们的钱连同钱包一起不见了。难道有人偷了我们那可怜的一点儿钱？如果是，那肯定是个可憎的玩笑。无论如何，我们感觉太好了，太接近目的地了，以至于不会为这小小的财产损失而伤心。
又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们用算计的眼光巡视了许多不同的饭馆。最后决定去一个希腊餐馆。我们想先吃饭，后解释我们的困境。吃完了一顿外加甜点的丰美晚饭，我们温和地、小心翼翼地向老板透露了真情。我们的故事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甚至给他留下了一个错误印象。他想出来的——出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叫警察。过了几分钟，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出现了。在例行的严厉盘问之后，他要我们明确指出到底想怎样处理这件事。我说如果他能付钱，我们可以往纽约发封电报，钱将毫无疑问地在第二天上午汇来。他认为这是个合理的主意，并且自愿把我们带到附近的旅馆去住。然后他回到希腊人那里告诉他们他会对我们负责。所有这些让我感到该死的公平。
我不无忧虑地给乌瑞克发了份电报。那个警察护送我们回房间。他说第二天一早来见我们。他给了我们不同寻常的照顾，全然不考虑我们是从纽约来的。一个纽约警察，我情不自禁地想道，是完全另一码事。
夜里我起床去察看老板是否将我们锁在房里。我发现闭上眼睛是不可能的。随着夜越来越深，我越来越肯定我们的电报不会得到回音。
溜出去，不让夜间值班的服务员发现是不可能的。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从窗户到地面大约有6英尺高的距离。让我们这样做：黎明时分从窗户逃走。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站在离城一到两英里的高速公路上，还背着我们的两个旅行包。我们没有走直路去华盛顿，而是取道塔巴翰诺克，以防那个警察追来。幸好我们很快就搭上车。没吃早饭，当然也没有午饭，在路上我们只吃了些后来让我们腹痛的青苹果。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紧挨着塔巴翰诺克的地方，一个律师让我们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