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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定！”我求她。
但她止不住笑。那是她从未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
“听着，你难道没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吗？还有她病得很厉害？那是不是你母亲？”
一阵大笑。
“那么也许那是你继母？”
“你是说我阿姨。”
“那么就是你阿姨，如果那就是你妈的话。”
又一阵大笑。
“那不可能是我阿姨，因为她知道我结婚了，也许是个邻居。或者是我姐姐。
像是她说话的口气。“
“她们为什么想骗我？”
“因为你是个陌生人。如果你说你是我丈夫，而不是假扮什么其他人，他们也许会对你说真话。”
“可听起来你的阿姨，或是你姐姐并不像你说的在装腔作势，那听起来好像是真的。”
“你不了解她们。”
“见鬼，也许该是我认识她们的时候了。”
突然，她变得很严肃，非常严肃。
“是的。”我继续说，“我打算在某个晚上过去自我介绍。”
现在她生气了。“如果你这么做，瓦尔，我永远也不会再和你说话，我会走，那就是我会做的。”
“你是说你从不想让我见你的家人？”
“对，永远不！”
“但那是孩子气的，没有道理的，即便你总是对你的家庭撒谎，……”
“我从来就没承认这样的事。”她打断我。
“喂，得了，别那么说，你很清楚这就是你不想让我见他们的唯一原因。”我强调似的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也许你怕我发现你的生身母亲，……”
她更生气了，但母亲这个词又使她大笑。
“你不相信我，对吗？好，有一天我会亲自带你去见他们，我向你保证。”
“那没用，我太了解你了，戏都是为我演的，不，阁下，如果有人会去的话，那只有我自己。”
“瓦尔，我警告你……如果你敢那么做，……”
我打断她。“如果我做了，你是不会知道的。”
“那更糟糕，”她回答说，“如果你做了，你永远也不可能不让我知道。”
现在，她来回踱着步，紧张地吸着嘴里叼的香烟，在我看来，她变得惊慌失措。
“听着，”我最后说，“忘了它吧。我……”
“瓦尔，向我保证你不会去，向我发誓！”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在我身边跪下，乞求地看着我。
“好吧。”我好像很勉强地说，“我发誓。”
当然，我没有一点儿要遵守诺言的意思。事实上，我早已下了决心要揭破谜底，但不需要着急。我有一种感觉，当适当的时刻来临时，我会发现自己面对面地和她母亲坐在一起——那会是她真正的母亲。
Q
“现在，在最后，我感到非常有必要再次提及那些实际上给了我一切的人：高斯和尼采。高斯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如果你让我找出一个与后者关系的公式，那么我就会说我把他的‘世界观’理解为一个‘错误’，但是高斯的整个思想方式是追随莱布尼茨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因此，尽管在这些年来遭受了许多磨难、”歧视，我仍认为最终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能被骄傲地称为‘一种德国哲学’。“
《西方的没落》前言里的这段话在我思想里萦绕了许多年，我是在刚开始单独熬夜时阅读这本书的。每天晚上用过晚餐后，我回到房间，使自己坐得舒适温暖，一然后便开始沉浸在这本展示了人类命运全景的大册子中。我深深地意识到对这一巨作的学习是我一生的又一重大事件，对我来说，它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一个“形态学”上的发明，而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诗歌。当我慢慢地、专注地品味着每一段时，我越陷越深了，我埋头于书中。我经常上下求索以求突破重围。有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床边，双眼瞪着墙。我的眼光穿透了墙：我看着具有生命力而又深不可测的过去。不时地，一句话或一个词组带着如此之大的冲击力出现，以致我被迫走出安逸的小窝，冲上街头，像一个梦游的人一样到处乱逛。时而，我发现自己在波若街乔的餐馆里点一顿丰盛的晚餐；每吃一口，我都像在吞下另一个过去伟大的纪元。偶尔不自觉地，我敲击着炉子，为了准备与另一位博览群书者摔一个来回。
我是布鲁克林镇的一员，一个看上去愚蠢可笑的本地人。一个纯布鲁克林男孩怎么能吸收下这些东西？他去科学、哲学、历史这些遥远的领域的护照在哪儿？所有这位布鲁克林男孩知道的都是通过渗透作用得到的。我是痛恨学习的孩子，我是个聪明的家伙，不停地抵制所有的思想体系。像一个漂浮在发怒的海洋上的软木塞，我紧随着这个形态学上的怪人，我甚至迷惑地感到应该远远地跟踪着他，我是在跟踪还是我被卷入了漩涡？是什么使我带着理解和快乐在阅读？这个怪人怎么会需要训练、纪律和感知呢？他的思想是我耳中的音乐；我意识到所有深藏着的旋律。虽然我在用英文阅读他的作品，可我好像是在阅读他原著的语言，我想我是忘记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是德文，但我又知道我什么都没忘，甚至没有忘记我曾经想上却从未上过的课程。
“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这段话让我手舞足蹈。……
没有比为了遇到一位思想家兼诗人，寻找一位能赋予生命灵魂的思想家而写作更令人兴奋的事了。我又看见自己作为一名年轻人，请图书管理员（有时是牧师）
借给我一些深奥的作品——我当时称它们作“深刻”，当我提到这些难以读懂的书的名字时，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那些书？”而我总回答说：“我为什么不应该要那些书呢？”我还太年轻，我还没有到能看懂这些书的程度。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当我想读时，我就有权读。我难道不是一名与生俱来的美国人？一个自由公民？年龄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之后，我不得不私下承认我不懂那些“深刻”的作品在说些什么，或者是，我明白自己不想要那些深藏在知识里的“肿瘤”。我多么想抓住神秘的事物啊！我想要所有有灵魂、有意义的东西，但我还要求作家的风格与他创造的神秘感相符，有多少书具备了这一要求呢？我在我生命的开端就遇到了我的“滑铁卢”。我保留了我的无知，幻想着它是我的福份。
提问的才能！我从来没有丢弃过。众所周知，对万物置疑不是把人变为圣人，便是变为一个对万物都抱怀疑态度的人，它还会导致发疯。它真正的优点在于使人为自己思考，使人回到根本。
奇怪吗？当我阅读施本格勒时，我又一次感到孩子时的我们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想想我们的年龄，我们有限的生活经历，然而我们仍能相互提出最深刻、最具有生命力的问题，我们又勇敢地用全身心去解决它们。几年的学习毁了艺术。像黑猩猩一样，我们学会了只问正确的合适的问题——老师们能够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诡计下，整个社会结构建立了。“大学生活！”只有绝望的人才会选择这一课程，甚至艺术家都会误入歧途，因为迟早他会去被迫观察为面包涂上黄油的那一面。
《西方的没落》！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时透过脊梁骨的那阵寒意。正如伊万·卡拉马佐夫所言——“我想去欧洲。也许我知道我只不过去了一座坟墓，但那将是所有坟墓中最可爱的一座。”
许多年来，我一直意识到我参与了这一全面的衰落。我们都知道，也都感到了，只有少数人能比其他人更快地忘却这一事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明白的是，我们是这一“西方世界”，它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北美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美国永远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一天热，一天冷；一天贫瘠，一天富饶。总而言之，根据你是如何发现的，它或者是没药，或者是乳香，还可能只是纯马粪，用历史的命运这一角度来思考并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历史在几年前刚刚开始——我们有的还很单调、乏味。我说“我们”，指的是正在努力使我们衬衫下的心产生悸动的所有我们的男孩，少年和青年。我们大家都是妈妈的孩子。
如果我们有命运，那就是成为第一流的推销员、烟草行职员或者连锁店的经理，放任的人参加了陆军和海军。顽固不化的人发现自己安全地偷渡到了丹尼莫拉或辛施，没有人想象自己是一名埋头苦干的工程师、管子工、泥瓦匠、木匠、农场主、伐木工。一个人可以一天是有轨电车司机，第二天又成了保险公司代理人。明天或许后天。一个人醒来，也许会发现自己成了市参议员。秩序、纪律、目标、目的、命运？
均为未知名词。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人能去摧毁它——永远不会。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你在看什么，亨利？”如果我把书给提问者看，他一定会说：“看这种废话你会变成傻瓜的，顺便提一句。”这种“废话”，通常是世界经典文学，没关系。对“他们”或“我们”来说，这样的书就像陈腐的红葡萄酒。不，没有人在自觉地、审慎地按照一个世界的衰落来思考问题。衰落不过是不真实的，它正在挖空我们，它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去兴奋。没有，或者，这个工作与那个工作一样好。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平等的。诸如此类，这些瞎话都是很自然的。
尼采，我第一次爱戴的人，“在我看来并不很像德国人，他甚至不像波兰人，他像一枚刚出厂的硬币，但施本格勒马上给我一个印象，他是完完全全的德国人。
他的语言越深奥，越晦涩，我越容易跟上他，他的语言是一种胎儿期的语言，一首催眠曲。他被人们错误地认为的厌世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冷静的日尔曼现实主义。
日尔曼人在刚一进入历史长河时，便开始高唱临终前的美妙歌曲了。他们总把真理与死亡混为一谈，让我们坦白地问一声，在整个欧洲的玄学体系中，难道有一个令人悲痛的德国真理是谎言吗？感谢这位历史上的艺术大师，我们突然发现死亡的真理不需要令人悲痛。尤其当整个“文明”世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这样。突然，我们被要求带着首次迎接生命时的狂热和快乐去窥视坟墓的深处。
尽我所能吧。我在看某一章时总抵制不住去看前几章的诱惑。这几章的小标题困扰着我，它们令人着迷，它们更像是属于魔法师召唤魔鬼和亡灵的手册，而不是历史哲学，一个魔幻世界；行为和画像，在灵魂的形态上，看相术和系统学；历史的假相化。……最后一章只能是“钱”！有人曾用他迷人的语言写过钱吗？现代的谜：钱。
从“数字的意义”到“钱”——一千张厚厚的纸，都是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炸弹没有爆炸是因为另一个炸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烧断了导火线。
还有那些脚注！德国人肯定是喜欢脚注的。难道不是在同一时刻，奥托·兰克正忙着在他关于乱伦主题、朱安先生、艺术与艺术家的论文上附加注释吗？
不管怎么说，从注脚到书后的索引像从麦加到拉萨的一次徒步旅行，或者是从特尔斐到延巴克图走个来回。除了施本格勒还有谁能聚集起像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以及克罗姆韦尔这样的人？一除了他，还有谁曾寻找佛教、斯多噶哲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呢？谁又敢把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说成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游荡街头，头脑中尽是令人头晕目眩的资料出处。我开始想到在遥远的过去那些类似的时期。现在看来，当时我是完全沉浸于书本中的。其中一段时间尤其清晰地进入了我的脑海，那是当我刚开始认识马克西·施耐第格的时候。他在那儿，在离他住的考修斯科大街不远处的一家缝纫用品店里整理橱窗。你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拉！在雪天里来回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安德列夫、契河夫、阿兹巴谢夫还有奥勃拉莫夫的作品，我的一段新时期、新朋友、新的前景、新的悲痛。这些新朋友中的一位正是马克西的表兄。他是从诺克高洛德来的一名内科医生，年龄比我们都大得多，据说他是俄国犹太人，不过说是俄国人也一样。因为他厌倦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提议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来打发夜里的时间。
我们学什么呢？学雷丝特·F。沃特的社会学，但雷丝特·F·沃特只是那位好医生的跳板，他实际上是跳进了那些在我们糟糕的知识领域里没有的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