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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门开了，钟风吃力地抬着一张行军床进来，说：“我从物业那儿找了一张床，一天一块钱。”就这样，我们在原本拥挤的排练室里又摆下一张床。
我们隔壁宿舍的一个同学因无法忍受学业压力，远走他乡，去了英国留学。他离开祖国的心情过于急迫，尚未搬走自己的行李，就乘着飞机消失了。钟风将此人的被褥搬到排练室，铺在行军床上，一屁股坐上去说：“真他妈舒服，今晚我和何乐就睡这儿了，你们都走吧！”
何乐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我们背着吉他来到排练室，门还在里面紧锁着。我们手脚并用地敲门，钟风在里面喊道：“轻点儿，门都踢坏了！”
“我们就是要把门踢开，看你丫在里面干什么呢！”
片刻后，钟风打开门，我们蜂拥而入。被褥已收拾整齐摆放在床头，何乐披头散发不好意思地坐在床边，钟风坐下搂住她说：“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此后，钟风一有机会便带何乐来排演室玩，而且故意玩到很晚——过了末班车的时间。我们也会故意拖到很晚还不回宿舍睡觉，直到钟风面带不悦，何乐面露倦意的时候，我们才会嬉笑着离去。有时我们也会知趣地早早离开，并跟钟风道别：“早点儿休息吧，不耽误你们了。”“滚蛋，别瞎说啊！”我们刚走出去，钟风便把门紧紧撞上，还听到何乐的声音：“把门插好了。”
钟风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到我。
11。长大成人
一日排练结束后，众人纷纷收拾东西，我放下手中的吉他倒在床上，杨阳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有点儿累，你们先回去吧，我躺会儿。”
“那我们先走了。”他们收拾完东西纷纷离去。
“你睡觉吧，我在这儿看书。”周舟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小说。
“周舟。”我躺在床上叫道。
“嗯？”周舟将眼睛从书上抬起，盯着我看。
“给我拿根烟抽。”我也盯着她看。
周舟放下手里的书，很勉强地从椅子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支，塞进我已经张开的嘴里。
“点上。”我嘴里叼着烟，发出含糊的声音。
周舟用打火机点燃了我嘴中的烟。
“坐下。”我拍着床说。
周舟坐下来，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烟后，觉得还是不抽为妙，于是将烟头搌灭。
“怎么不抽了？”周舟问我。
“不想抽了。”我抓住周舟的手，她的身体倒下来，我们的胸口贴在一起，“上来，把鞋脱了。”
周舟两只脚相互一蹭，脱掉了鞋，躺到我的身旁。
我们肩并肩，脸对脸。我开始了对周舟的亲吻，她闭上了眼睛……
事后，我们赤裸的身体紧紧地搂在一起，我不断亲吻着周舟的眼睛、鼻子、嘴，她乌黑的头发冰凉地贴在我的胸前。
我腾出一只手，拿过床边的吉他，说：“我给你唱首歌。”
周舟双手抱紧我，头依偎在我怀中，听着我唱歌。
一个避孕套正安静地躺在角落里。
避孕套让我重温了十八岁的感受。那一年，我正上高三，学校为我们举办了“十八岁成人仪式”。那一天，所有男同学无一例外地穿着父亲的、哥哥的或临时借来的西服，像个大人似的举起拳头，在团支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国旗下面庄严宣誓：“我今天正式加入成人的行列，我要为社会主义建议鞠躬尽瘁；从今天起，我们就能够明目张胆地看成人录相、讲成人笑话。”当然，后半句话是我当时自己想出来的，并在心中反复叨念了许久。
今天，我再次经历了当年穿西服时的感觉。在我带上避孕套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此时俨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也就是说，我的生理成人仪式是在这一刻才开始的。
西服和避孕套，完成了我的两次意义深远的仪式。
高三“成人仪式”的那天晚上，我和韩露手拉手，沿着马路慢慢地走。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做那件事情，是趁热打铁，把生米煮成熟饭，还是拖泥带水地继续加强彼此间的了解，直至双方情投意合，等待问题的迎刃而解，或者是继续坚守本方阵地，直至抵挡不住对方的诱惑再献出城池。
我对此持一种无所谓的观点，我对韩露说：“我随时可以因为你的需要而毫不在乎地牺牲自己。”
韩露“哼”了一声后便不再理我。
我说：“刚才我说的是真的，不相信你可以在任意时间验证。”
韩露说：“算了吧，我现在不想这事儿，还是等考完试再说吧！”她所谓的考完试是指参加完高考，很有可能就是指考完最后一门刚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在面临诸多问题进行选择的时候，韩露总是能够抛开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将高考毫不犹豫地放到首要位置，这的确令我五体佩服，但她最后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却使我感觉一些遗憾和内疚。韩露选择我做男朋友的初衷本是为高考服务，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对韩露说：“你认为自己开始有那种想法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你就不能主动一回？”韩露扭头盯着我说。
“我怕你不愿意，强扭的瓜不甜。”
“这么说你就是想了？”
“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取决于你。”
韩露不再说话。半天后她才又说：“你知道吗，郑勇和吕梅已经………”
我说：“我早就听郑勇给我讲过了，要不要我给你讲讲他们的细节，以供咱们学习效仿？”
“我才不听呢！我觉得吕梅他们不会这么快吧！”韩露对此事感到惊讶。
“哼，冯凯和季悦早就这样了。”我不以为然地说。
“啊！”韩露瞪大眼睛，仿佛听到的是天方夜谭，“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是听冯凯自己说的。”冯凯、郑勇是我高中时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说，只是他们对我考入北X大稍感愤慨，因为他俩和他们的女朋友都考进了海淀区的一所走读大学。
我的话刺激到韩露，她又一句话不说，只顾低头走路。
“怎么了？”我问她。
“没事儿。”她从自己的思考中醒悟，抬起头说，“我们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和他们一样也行，不想同流合污也可以。”
“我是怕……”
“怕什么？”
“算了，不说了，你赶紧送我回家吧！”韩露拉着我快速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我明白韩露所说的怕指的什么——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不能把握自己，更不能把握别人。
12。插曲
第一次和周舟做爱的时候，出现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我脱去裤子，把它扔向一旁的架子鼓，钥匙从裤兜里跌落出来，正好砸到吊镲上，发出“嚓”的一声，像是为我们准备进行的事情打奏出开场序曲。
第二次和周舟做爱的时候，我们在床上并肩而坐，拥抱着亲吻，我的手慢慢伸到周舟衣服的里层，抚摸她冰凉的肌肤。我慢慢倾倒身体，将周舟压于身下。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情，便站起身，走到架子鼓前，敲了两下镲片。
“你这是干什么？”周舟问我。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钥匙砸在上面，响了一声，现在我们是第二次，我要让它响两下，以此类推，看它究竟能响到多少下。”我扔下鼓锤，又回到周舟身边。
这件事情做得真是多此一举，一年以后，当我和周舟来到这里行事之前，我都要拿着鼓锤敲上好半天，周舟自己坐在床上，用手捂住耳朵，说：“吵死了！”再后来，事情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我用一只手已经无法应付那么多下了，只好两只手轮番上阵，直到敲出的声响符合我们这次的数目。
敲完相应下镲后，我垂下双手，完全没有了力气和兴趣，周舟坐在一旁匪夷所思地瞧着我说：“白敲了吧！”
13。打口带
这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身负跨时代的大学生、首都未来建设者的重任，将一切不合实际的和被强加于身的称谓统统抛至九霄云外，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
暑假结束的前几天，乐队暂时停止排练，大家稍作休息，准备迎接下一个苦闷学期的开始。
我和杨阳决定利用这几天出去转转，听说某地有批发打口带的商贩，价格合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坐上开往那里的火车。
我所说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远，只有二百公里左右，归河北省所属，是一个以贩卖廉价商品著称的小镇，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商品，其市场混乱程度吸引了无数不法商贩来此经营，打口带属于非法音像制品，在这里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火车上的人并不多，杨阳上了车倒头便睡，我也本想睡一会儿，无奈杨阳在睡觉前嘱咐我说：“第一，看好咱们的东西；第二，盯着点儿，别坐过站。”既然杨阳率先使用了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权利，我只好履行两个人中必有一个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义务，看着杨阳坐在对面悠然地闭上眼睛。
我身旁坐着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上车便主动跟我搭话，我本以为可以此消磨旅途的乏味，但同他聊天实在乏味，他始终在吹嘘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承德，南到保定（瞧这几个地方，始终没出河北），于是我便将目光转向窗外，不再理他。但这并没有结束他做出让我更加厌烦的事情，他在受到我的冷落后，竟然自己唱起歌来，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几乎唱遍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所有流行歌曲，让我身心倍受摧残，这绝对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大考验。从他嘴中唱出的歌曲全是一个调儿，音高在他嘴里仅体现在声音的大小上，而且还略带港台腔地把“东言之珠，我的爱人”唱成“东方滋珠，我爹爱淫”，给我感觉他吃过鸟屎，糊了一嘴。最后，此人在一曲《亚洲雄风》后结束义演，不知是出于弹尽粮绝还是因为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在忍无可忍下，不再在乎他的自尊，说了一句：“真恶心。”
火车到站，我叫醒杨阳。走下火车，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将于下午5点钟从此经过，仅此一趟。
我们走出车站，眼前一小片空旷地带停着几辆“摩的”，我们走上前去，问其中一位司机去那座交易市场怎么走，这位师傅伸出胳膊指着远处比划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索性坐上他的车，随他前往。
司机问来此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批发打口磁带的人不在交易市场，买卖全部在村中民房进行，我们说那就进村子，于是司机调转车头，带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摩的”停在村中的一片民房前，一条黄色大狼狗拴在树上狂吠不止，我们给了司机三块钱，他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摩的”尾部“嘟嘟”地冒出黑烟。
进了村子，我们走进一个敞开大门的院子，一个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捧着一大碗面条“啼哩吐噜”地吃着，他看见我们，问道：“找谁儿？”
我们问：“你知道哪儿有批发打口带的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和杨阳欲转身离去，他叫住我们：“哎！要大黄吗？
“大黄？”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条拴在树上的大黄狗。
“就是黄片儿，特清楚。”
“不要。”
我们出了院子，沿着狭窄的土路继续前行，全村的院门紧闭着，里面仿佛发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拐过土路，迎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她问我们“你们是干啥的？”
“我们想买点儿打口磁带。”
“你俩跟我来。”大娘在前面引路，我们跟在后面。
大娘把我们带到另一座院门前，弯腰从石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门，“你们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她指着院落墙角的那堆纸箱子说。
我和杨阳走过去，掀开纸箱一看，成百上千盘封面各异的打口磁带推积在里面，我说：“没错，就是它！”
大娘说一个外地人租她的房子没给钱就跑了，这些东西是那个人仓促逃跑遗落下来的。我们问大娘打算怎么处理，大娘说：“俺啥玩艺儿也不懂，这些破烂也不值几个钱，你俩想要就搬走吧！”我们听后分外高兴，当即掏出50块钱给大妈，以示感谢。
大妈接过钱说：“这多不好意思，要不你俩拿点葡萄走吧，俺家自个种的，可甜了。”说完，大妈走进屋子，拎出两大塑料袋葡萄。
我和杨阳雇了一辆摩的，将那一箱打口带拉到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然后又坐着摩的去逛那座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