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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中,将这种黑皮叫“刁民”。历朝历代的县志,修志的老先生常以感慨的口吻,谈起“刁民甚多”这个话题。这种黑皮是一窝一窝地聚的,往往在某一个地方,会成为一种风气,所以修志的老先生又会在“刁民甚多”这句话前面,加上“民风强悍”四个字。顺便说一句,每遇天下大乱,这些黑皮,往往会成为啸聚山林的刁顽盗寇或大智大勇的领军之将,从而令世人对“黑皮”这色人等,畏惧之外又加上几分欣赏,更不敢说小觑了。
那么女人怎么样呢?那两股鲜血的交融,在培育出男人的同时当然要培育出女人。它给予了男人那样奇异的面孔和奇形怪状的思想,那么,它将给女人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中,鲜艳而美丽的女人,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起来。她们有着乌黑的头发,白皙的面孔,鲜红的嘴唇,修长的身材。她们像一朵一朵野花零散地开放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她们的脸型同样呈现出颀长,眉眼分明,但是不像男人那样有棱有角,而是十分柔和。她们的碳一样黝黑的眉毛下通常有一双热烈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这双大眼睛毫不畏惧毫不忌惮地望着你,哪怕是生人也敢向他倾吐爱情。她们的身材———那是怎样的亭亭玉立的身材呀,两条细长的腿,和同样细长的腰身,雪白的白天鹅一样的脖颈,擎起一颗黑发飘飘的秀美的头。她们的衣衫通常是简朴的或者说是褴褛的,顶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添置上一件红颜色的衫子。一双天足,一双也许小时候缠过,后来又放开的秀美的双脚;一根红裤带衿在腰里,红裤带的头儿越过大襟袄的袄襟,将半寸长的一截露在衣服外面。那褴褛的衣衫裹不住青春勃发的身子,有时候,衣服上会有一个破洞,于是露出一块细腻白皙的皮肤。
在这样呆板而贫乏的土地上,在五谷杂粮和酸白菜的营养下,生活竟能源源不断地奉献出这样的女儿家,这情形真令人惊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她们的投手举足,她们的言谈举止,她们的一笑一颦,丝毫不能令人看出,她们是粗野的农夫的女儿;那分明是一位不幸流落民间的高雅的公主哪!一代一代的陕北民歌,以持久的热情,来礼赞这黄土地上的女儿家。“五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这流传久远的歌谣,只是千百首赞歌中的一支而已。“妹子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人们选择这样的比喻赞美一个陕北女子的走势,而如果这歌谣变成俚语,让浪漫变成诙谐,那话该是这样说:“穿得飘,走得快,肚子里装着酸白菜。”
美丽的副产品是多情。
阳光在空中火辣辣照耀着,催促着庄稼和女人一起走向成熟。庄稼成熟的标志是花朵变成了果实,而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她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对着呆板而冰冷的黄土地唱,她用“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毬相干”来回敬小伙子们的目光中那怯生生的探询。她站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门前的大路唱。她用“是我的朋友你招一招手,不是我的朋友走你的路”来扰乱脚夫那平静的心灵。她也许开始交朋友了,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她的心灵,一定不会安静。“六月的黄河十二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她渴望着爱人和被人爱,她渴望着陕北民歌中那些叙事诗式的爱情故事,在她身上得到一次重复,她蔑视名声,蔑视这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惊惧于高原这种无声无息的寂寞和昏昏欲睡的日月,于是不惜由自己引起一场风波,不惜在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的民歌中,再增加让自己成为主角的一首。后来,她们匆匆出嫁了,四十块大洋的聘礼,一顶花轿,结束了少女自由的身子和自由的梦,开始生育了,开始奶孩子,开始用那山泉一样的乳汁哺育新的一代土地的奴隶。她们终于安生了下来,习惯了单调的风景,习惯了在丈夫的臂腕上酣睡,接着她们又意识到了责任,因为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需要为他们的生计和将来的婚嫁准备,于是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在叹息的同时她变成了陕北婆姨。
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畔上嚎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家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成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脚指甲是光滑的一块还是不规则的两半,原谅小说家,他没有脱下他们的鞋子去看,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或者说,无关宏旨。
那三孔窑洞坐落在一架大山伸向川道的一条山腿上。有一条劳动时踏出的小路,顺着山腿,蜿蜿蜒蜒,一直通向山顶。窑洞在村子的南头。经年经月的烟熏火燎,窑洞的墙壁已经变得乌黑。窑洞前边是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叫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陕北女人端着簸箕站在那里唱情歌的地方。畔上有一面砬子,一个不大的羊栅,靠近坡洼边还有几畦菜地。
自南向北,吴儿堡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山坡与川道接壤处的一个阳洼上。当年集中营式的建筑布局,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零散的错落有致的布局,整个村庄,顺着川道,稀稀拉拉,有一里多长。
秋庄稼已经完全收割完毕,碾打完毕,颗粒归仓了。按照往年的习惯,这家的主人杨干大,这时候该做的事情,是脖子上挎一杆唢呐,肩膀上搭一条褡裢,下趟南路,他要去进行那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令人羡慕的职业去了。可是,此刻,在绵绵的秋思中,在天空中掠过的大雁的一声声啼叫中,这个蹲在畔上,擦着铜唢呐的汉子,擦着擦着,他的动作缓慢了下来,他想起了一桩心事。
其实,这桩心事很简单:他想让九岁的杨作新上学。他听人说了,前庄办起了一所新学,学费不算太高,教书先生也识文达礼,村上几户有见识的人家,已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了,因此,他想起了自己在山上拦羊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半截入土了,应该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孩子的前程着想。他不想让孩子一生都像他那样,跟着羊屁股或牛屁股后边转悠,拿着拦羊铲或吆牛的鞭子。其实,他的宏大抱负也十分简单和可怜,他只想让孩子识几个字,长大后或者当个教书先生,或者在镇上谋一碗公饭,或者至少,会帮助他记记收入和支出,而家里过年时的对联,也不必用一只小碗蘸上墨汁,在红纸上扣坨坨了。
但是,上学需要花销,而对一个农家来说,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需要拿出全部的积蓄,需要在以后的日子中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穷虽然穷,杨干大还是有一点家底的,然而,这点积蓄是为了别的用场,积攒它,绝对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杨作新上学。
杨干大想攒足足够的钱后,为祖上传下的这三面土窑接上石口。为窑洞接上石口,这是人老几辈的愿望。在乡间,衡量一户人家的光景怎样,其中紧要的一条,就是看他能不能住上接口石窑。杨家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也许代代都有这个打算,但是都落了空。攒下一点积蓄,刚想乍舞,不是遇上天灾,就是遇上儿婚女嫁的大事。天灾还有个深浅,婚姻这事,真是个填不满的坑,通常贴上所有的积蓄,还要背上些债务,然后媳妇过门,慢慢地还。债刚还完,儿女一个跟一个地长大,儿子要聘礼,女子要嫁妆,圈窑的事,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又黄汤了。
杨干大的本名叫杨贵儿。媳妇过门那阵,媒人哄新媳妇,说杨家有三口接口石窑,新媳妇一听,欢天喜地地过了门。轿子落地,新媳妇挑起红盖头偷偷一看,哪里有什么接口石窑,分明是三孔烟熏火燎的黑窟窿,媳妇当时就哭了,泪水打湿了红盖头。事后,杨干大解释说,确实有过接口的打算,只是,结婚时四十块大洋做聘礼,他的力量已经耗干,再没有力气圈窑了,不过,他有一身的力气,只要夫妻齐心合力,男耕女织,再加上锅里一口碗里一口地省,要不了几年,就可以住上了。新媳妇听了,才止住了哽咽,转而,恨起要聘礼的娘家来,她发誓说自己三年不登娘家的门。她还要求自己掌管家事,她说,男人是个钯钯,女人是个箱箱,不怕钯钯没齿,就怕箱箱没底,她保证管好这个家,为有朝一日的三孔接口石窑着想。杨干大应允了她。
新媳妇跟杨干大解释说,住什么她倒不在乎,瞎好有个狗刨的窝就行,娘家的日子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