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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十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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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折腾十年
  内容简介:
  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个人史,是一部写真版的“知青文学”。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曾陆续有一千几百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这就是“知识青年”。
  拿现在的眼光看,加于他们身上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几乎是在小学升中学后不久,就中断了学业。等于刚刚脱盲,何来“知识”一说?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80后”一样的顽皮和反叛心理。可是,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把他们完全掩埋了。以往的所谓“知青文学”,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
  本文就是以最朴素的笔法,描写了当年的一群少年“知青”,在走向人生绝境时的真实命运。当没有多少文化的城市初中毕业生,满怀好奇地来到东北敦化的大山里时,等待着他们的是雪原中的狼群、暗夜里可疑的信号弹,还有周遭农民的歧视与冷嘲……这样的青春,还会不会有欢笑?还会不会有明天?这样的一群无知少年,将会是茁壮成长还是最终毁灭?如此的疑问,当年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这部书,把一幅令人心酸的生活全景和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结局,放在了当代读者面前。可以说,本书的内容,对于20年前风行一时的理想主义“知青文学”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颠覆。
  正文
  题记
  “我的青葱岁月”——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忽然地,就很喜欢这个意象。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跟麦当娜或比尔•;盖茨握过手的,也可能大有人在;但是,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风一拂动,其色彩就有变化,那种水灵灵的新鲜,会让你感到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
  我们年少时,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顶着露,沐着风,有无限的风华。然而突如其来地,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如马踏青苗。从此,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
  如此三十多年过去,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三十年前的月亮”了,真该谢天谢地。
  老了之后,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禁不住就要想,我们那时候,不也就这样吗?人有高低贵贱,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我看,谁跟谁,那都是差不多的。
  序幕
  那一年,天塌了,我们还挺乐,是不是有点儿傻啊?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我们那时代,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好家伙,民国才多少年哪!遥远的年代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那时都还不是人,连细胞都不是,仅仅是基因罢了。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听我细细讲来。
  37年前,论风气、论价值观、论城市风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要搁你们看,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灰不溜秋,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面有菜色,就知道唱语录歌。这其实都是瞎扯,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那时候,好啊!不过,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不然先讲基本情况,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
  言归正传,话说1966年4月底,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干嘛?让我们下厂劳动。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不过没有现在狠。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生怕培养出书呆子,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下午基本是踢足球。女生踢不了,就跳大绳。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干活儿,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具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眼光看,挺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的挺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出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干就干。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挺神,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
  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荡”。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出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
  起风了,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色,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子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的刷漆吧。一老娘们儿神色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我听出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体会不出,里边含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色看。
  终于熬到头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1
  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象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旧在做工,农民照旧在种田,学生们没事情干了,逍遥。那时节连个正式的政府都没有,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道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春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喘气也有点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孕套,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如今流氓不叫流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弄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走吧。
  那时候的孩子,傻呀。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再见吧,学校。再见吧,头脑僵化的父母。儿女们就要远游了,一去不复返。父母呢,那时候也傻,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那时候一帮孩子,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那时候,其实是挺自由的,谁跟谁组成集体户,全凭自愿。就是说,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现在的少壮学者,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但我们那时候能。虽然那时候哈耶克的光辉还没开始照耀中国。
  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
  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1月底之前,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
  这时候,班主任出手相助,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全是工人家庭出身。男女鱼虾们一凑,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同仇敌忾,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场立盟,同生共死,杀奔农村。
  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工宣队是真急了,先北上前郭尔罗斯,回来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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