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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庞又要发作，关美玲一把拉住他，回头对老龚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众人也一阵劝解，大家重新坐下。老龚高兴，又起了个头，先唱苏联歌《小路》，接下去又一首首的唱，女生都能和上。后来，我们又起唱起地下流行歌曲《精神病患者》，女生居然也会。
小迷糊惊奇：“流氓歌他们也会？”
我说：“她们天天在那屋听，哪能不会？”
几首下来，老庞也听入了迷，忘了刚才的计较。
正午阳光下，我时时拿眼偷看梁燕眉，只见她若有所思，时而一笑，满脸都是灿烂。
再起身干活儿时，梁燕眉递给我一副新的帆布手套：“看你，手套破成那样，还不换。”
我接过，竟然无语，一股暖流在心头。我知道，这是“可以处一处”了。
14
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在荒野里度过。记忆里，连阳光都是焦干焦干的。满头是灰尘，穿着臃肿，吃糠咽菜，但它仍然美丽。
那一年，东甸子美丽的五月终于来了。
城里到了“五一”，杏花已经开过。东甸子这里，却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不细看，看不到什么春天。唯一的变化是，农忙的季节一到，两顿饭改成三顿，天一亮就下地，劳动强度猛然地增加了。
这“春惊”确实很让人难忘。黑土被犁开，大地就有了喷儿香的生机。地边上的落叶松林出芽了，郁郁葱葱，绿得透明。土里土气的东甸子，在春光里第一次流露出无比的明媚。我们这帮小年青，也都不安分了。老龚在集体户屋子里，故意大声背诵歌德的名言：“妙龄少女，哪个不怀春？”人人都知道，他是朗诵给关美玲听的。
种玉米的时候，仍是自由组合。老龚当仁不让，把自己跟关美玲组合到了一起，一个在前面刨坑，一个在后面“点籽儿”，俨然是男耕女织。
老龚在那个时代，算是个佼佼者，要在今天，也就是一个二百五的“小资”。但在那个年代可不得了，文武兼备。关美玲对他的态度很暧昧，没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这一两可，老龚就有了动力，穷追不舍，毫不掩饰。关呢，自然很满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这么追她。
无论时代是多么枯燥，爱总是要发生的。在今天咱们这个“奔小康”的年月，教授之子去追工人之女，要被人笑话神经有问题。而在那个年代，门第划分与现在不同，因此没人觉得不妥。关美玲也觉得自己有资格，拿得起褶来。
我跟梁燕眉，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俩谁也不敢公开。而且连对方是不是那么个意思，都还拿不准。那才真是“怀春”啊，揣在怀里，只有自个儿明白。
乡村里的爱，因为文化土壤贫瘠，所以反而比城里来得猛烈。这方面我们有榜样。大老张不用说了，为了爱，他离乡背井，舍弃了城市生活不过，来老林里当“土匪”。他这还算是值的，好歹把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妞儿泡到手了。
比他还悲壮的，另有人在。谁呢？打死我们也想不到，就是前王队长。王队长下了台，但还没有完全丧权辱国，而是屈尊当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角儿，总得能写会算的人来干。王会计乐天知命，天天勉着黑大襟棉袄，腰里扎着麻绳，查仓库，算工分账，一副乡村知识分子的模样。我们集体户的粮食和工分，有时要他来负责给我们打理，所以免不了要有来往。春节前后的严峻形势已经过去了，老农们该咋生活咋生活，所以我们和王会计之间的阵线，也不大分明了。
一天，老龚从大老张那儿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会计，这土鳖知识分子可万万不能小瞧，他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毕业，就为情所困，流落到了东甸子当了农民。60年代初，大学生很金贵，不像现在臭了满大街。那时候，农村回来个高中生，就像现在回来了个“海归人士”，说东甸子一个生产队，就藏着三个大学生，那真是天下奇闻。
我们男生，当晚一胡隆都跑到大老张家，听他说端详。
原来，这王会计，早在1960年就是辽大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因为爱上了本班一个女同学，有点儿神魂颠倒。那女生估计是比章子怡差不多，根本就没把他看入眼。这边厢老王的攻势猛烈无比，全不顾影响不影响，全系都在看他俩的西洋景。那女生羞愤交加，索性学也不上了，躲到了东甸子她舅舅家中。老王当时正在兴头上，情报也非常灵敏，脚跟脚就撵到了东甸子。两人终于见了面，谈了一回，那女子仍是不从，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王知道他今生算是摘不到这朵花了，于是，号啕一场，万念俱灰。竟然放弃了大好前程，在东甸子就地当了农民。
他先是笨手笨脚地干苦力，渐渐得取得老屯的信任，便干起了乡村的脑力劳动，从记工员干起，晋升会计，又晋升了生产队长。爱情明显靠不住，他也不挑拣了，当时山东农民过来“闯关东”的多，就随便找了个山东娘们儿结了婚。为爱一场，闹了个天翻地覆，老王的婚姻因而被延误，成了晚婚，孩子比同龄的老屯们的要小得多。
老王的这惨烈情史，让我们唏嘘不已。听完大老张的讲述，我们又找了个理由，一忽隆跑到老王家，重新认识这藏龙卧虎的农村知识分子。果然，老王家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证据。辽大中文系某年级某班合影，一个梳“瓦块”式分头，身穿白衬衫的帅哥，依稀能看出老王的轮廓。当年风华正茂，玉树临风，如今却是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这中间的沧桑，有多少呢？
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找话题跟他聊。老王倒是不记仇，对我们语重心长。告诉我们说，要想在队里站住脚，一定要把农活儿学好。吃饭的本事，可忽略不得。他说：“当年我来落户，第三天就下地，借了把锄头，到了地里，不知道该怎么使。还问人家，这玩意儿是拿着往前推的吗？后来，一点点的也就什么都会了。农村，跟城里没啥区别，不一样的是，吃穿住，啥事情都没有现成的，都得自己动手。”
老王的这番“再教育”，是现身说法，老房、王亚奎、冯长骏都听得入迷。老龚等我们四个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则更多的是领悟了人世无常，青春不可依恃。
从老王家里出来，看黑夜中的漫天星斗，大家不禁都联想起了自己，来日方长，前途何在？人家大学生都被同化成这样了，我们几个初中生，又有何德何能？往后的几十年中，又能靠什么安身立命？
星星不知人的心，只是万古如此闪烁。我们在村路上摸索着回户，一路无人说话。忽然，路边响起了一阵娃娃的哭声，细长而又凄婉。抬头看远处，高坎上有几颗忽闪忽闪的绿星星。
“妈呀，什么东西？”王亚奎叫起来。
老龚说：“狼，是狼！”
大伙儿毛骨耸然！虽说谁也没见过狼，但看这阵势，肯定是无疑。我们低头摸了石头瓦块，连呼带喊，一阵袭击。那狼群也不退缩，坚持在路边高坎上俯瞰，绿眼睛像鬼火。
老房说：“咱们走吧，反正它们不敢过来。”
他话音一落，小迷糊带头，众人撒丫子就跑。直到看见了集体户女生屋里的灯光，才像见到了根据地，都嘻嘻地笑出声来。再看女生的窗户，已经贴上了白纸，再也偷窥不成了。
前有车，后有辙。东甸子大学生痴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壮烈行为，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季节也正是爱情萌发的时候。那时，春风终于绿遍了天涯。山旮旯里，落叶松长出一大片脆生生的绿叶，玻璃一样透明。
山地上，不能种麦子，只能种玉米，而且很费工时。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顶着大好春光，慢慢在小块地上刀耕火种。每过两个半小时，歇一气。
春光里，人的面貌也变得明媚。土掉了渣的屯老二，在碧绿的背景下，显得俊俏多了。林子里，有布谷鸟在叫。“关关雎鸠”，叫得人心乱。集体户的男知青和青年农民，在漫长的“春惊”中，暗暗展开了泡妞的争夺战。老龚才貌双全，文武兼备，是我们的主力军，决心“肥水不流外人田”。对方以庞德海为首，都是三十来岁的已婚老屯，决心不放过这“包二奶”的大好机会，就算是过过干瘾也行。
这件事，经过几十年后再去想，双方都做的是无用功。对男知青来说，真正的谈婚论嫁，还得十年后。女人老得快，十年后，正是我们二十六、七酷毙了的年纪，女生们已成了残花谢柳，怎么可能让我们瞧得起眼儿？对少壮男社员来说，即便当时女生们愿意随了他们这些土老冒儿，他们又怎敢休妻别子？不要说大队干部会出面干预，就是村里人的吐沫星子，还不得把他们都淹死？
明明是没用的事，双方却天天都在使暗劲儿。
关美玲有一条黑底带红白点的围脖儿，天天都戴着出工。散散地往肩上一搭，美得没法形容。种玉米的时候，有一天，老龚也戴了这么一条围脖儿。小迷糊指给我看，我吓了一跳：难道关美人给老龚送定情物了？那年月，男女要是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花前柳下，肯定是早就越过界线了。再回头看看关美玲，那标志性的围脖仍在。原来是老龚痴迷，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一模一样。
男人动了情，也是很细腻的啊。我大为感慨。
小迷糊冲我挤挤眼，故意大声对老龚说：“哥们儿，你那围脖儿，谁的搞？”
集体户男生都明白这典故，一起哄笑。老龚纵是脸皮厚，也闹了个大红脸。男社员反应比较迟钝，不大明白。老庞还直夸呢：“真挺带劲啊！赶明儿上敦滑，咱也买一条。”
老庞活儿好，总是最先刨到地头。返过身就帮老龚他们这一组刨坑。实际就是有意往关美玲身边凑乎。老龚感觉没面子，就说：“老庞啊，你有劲没处使，去跟老牛练练摔跤，我们这儿不用你掺合。”老庞这句话倒听懂了，他嘻皮笑脸地说：“革命同志嘛，互相帮忙，算个啥？”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就说：“老庞，你昨晚没搞‘运动’，今儿劲头这么大？帮谁不是帮呢，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
小迷糊就说：“帮你，你有围脖吗？”
家轩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具有娱乐性，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洋洋得意，却故意做娇羞状。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还要红着脸骂一声“缺德”。在心里头，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
我们青年时代的“再教育”，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我们的性启蒙，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口交配时得来的。
老屯们没有“性爱”的概念，也没有“水乳交融”的遐想，关于男女之事，只有一个字可表述——“干”！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瞎想。
春天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边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那年头，报纸、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这歌里，仅仅是“梨花”、“天涯”、“柔曼”、“轻纱”几个词，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
我们将来的“喀秋莎”，当然是纯洁，美貌，温柔。可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何时才能属于我？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浪漫的“春惊”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下午五点多钟，彻底完活儿。老庞长出一口气，把镐头一扛，吼了一声：“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饭（碎玉米饭）喽！”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饭，什么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
春风拂面，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
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其余时间，只要人睁着眼睛、脑袋顶上有日头，那就要干活儿，一分钟也停不了。本来，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集体劳动，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劳多得。那时候，农民不大聪明，以为工分越多，钱就越多，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工分总额一多，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