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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花》。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入。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00首》里的150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肠太硬，150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走了也好。
所谓《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歌曲集，文革前的小资读物，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花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60年代初出版，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文革后当然遭禁。1968年，除了工人农民，全社会都很清闲，在地下状态中，这本小册子就很流行。到了集体户，山高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子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
老龚嗓子好，是美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下乡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子进水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春期，小胡子蹭蹭地长，小棒棰也不大老实，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性教育，没有情色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干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性爱不叫性爱，叫配种，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一辈子，凡过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种。真他妈了……算了，不多说了，免得误导青年。
那时候我们户，四个女生。第一美女是关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别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脉脉，暂时待字闺中。于是小迷糊、李家轩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劲儿。其余的两个，郝丽珍和曹凤兰，白给也不要。
落花有意，轮到梁燕眉做饭，我们仨都抢着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领情，就当是革命友谊。日子一久，李家轩泄了气，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从女生窗户底下过，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大伙儿赶紧目不邪视，鱼贯而过。小迷糊殿后，抵抗不住诱惑，八成是多看了两眼。回到我们屋，只见他兴奋异常，手拍炕沿，直说：“好啊，过瘾啊。”
我们问：“怎么着？”
他压低声音，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看见梁燕眉的吼房了！”
大伙一惊，随即爆笑。李家轩说：“扯蛋，这怎么可能？”
老龚说：“色迷心窍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没看见我是犊子！梁燕眉在换衣服，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
大伙儿听了，有点相信，老龚羡慕得直摸下巴。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讷臭！”
低头一看，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大伙儿就起哄：“去去去，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
这个晚上，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看书的，想事儿的，谁也不愿意关灯。小迷糊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乱翻，专挑“泌尿生殖系统”一章看，看了半天，啪地一摔书：“妈的，女的也长毛啊！”
老龚赶紧一伸手，拽了一下拉线开关，熄了灯：“人家怎么说你们？不要太肮脏啊！”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像王朔说的，是一条河，淌着淌着就浑了。
11
古话说：“敝帚自珍”。还有一句是“腐鼠成滋味”。说的都是一个理儿，那就是：东西是自己的好。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坎坷而平淡无奇，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灰不突噜的，不值得翻腾出来。但我却割舍不了，越老，就越“时时勤拂拭”。因为，我心里总不甘呀，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蹬三轮儿，固然是光荣的劳动，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我心里总是难受。我们在戴红领巾时，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玩的是海军旗语，是想当工程师、当海军少校的料。儿时的理想，本不算虚无，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再光荣，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
命运在1966，摧枯拉朽。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
人们鼓动我们说，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船上有妖魔鬼怪，凿了，咱们来造新的。我们听话，七手八脚就凿了，还挺痛快。但想不到，我们毁掉的，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风浪一过去，农民还是农民，工人还是工人，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是我们。再想想过去那船，有什么不好？那样舒服的日子，我们还要闹，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我们这一届里，数学天才多得是。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初一的下学期，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像小迷糊、李家轩，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但都是聪明绝顶，连最苛刻的数学金老师，都对他们笑脸相待。假以时日，没准儿将来就是半个陈景润。文革一来，大翻盘了，数学还有什么用？清华、北大，全成泡影。天才，就这么毁灭了，还要半辈子遭少壮们的耻笑。
接着来说我们集体户。春节前，学校又给我们户塞进了一个游兵散勇。这个后来者，在文革前，是班上的一个人物。他是我们的班长，叫房援朝。我们这一茬，都出生于1952年，他这名字，是纪念我志愿军支援朝鲜的。
老房是工人的儿子。那年头，工人的概念挺广泛，国营大厂一月挣80多块钱的高级技工，叫工人。街道小厂里边，一月拿30来块的，也叫工人。这两种工人，差得可是太悬殊了。高级技工，离贵族其实已经不远，那年头，教授也不过才挣120。
老房的爸爸八成就是街道厂的，钱紧，而且不是一般的紧。上有俩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老房的妈妈没工作，家庭妇女。30来块钱养活八口人，得有多费劲儿？我们那时候想象不出来。
我以前去过老房家，一间小趴趴房，全家人挤一个炕。家里还养着鸡，人人都不闲着。老房的妹妹放了学要上菜站捡白菜帮子，剁了喂鸡；老房的弟弟就上铁路边去捡煤核儿。喂鸡，是下了蛋好换点儿零用钱；捡煤核儿，是因为烧不起纯煤，要掺上煤核儿，能省俩钱儿。
一家子穿的都是黑棉袄，没色彩，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点儿。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清华后备军，住校，平常回不了家，原先他干的活儿，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
他人缘好，一张大中华的脸，挺憨厚。从来不以告密邀宠，文革前在班上挺得人心。文革中，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就在家打零工养家，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我们下乡了，他都不知道。后来班主任费挺大劲，才在贫民区找到他家，特事特办，把他补充到我们户了。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行李不多，被子是旧的，很寒酸。但他的到来，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使我们户出现了分化，酿成了一幕悲喜剧，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是后话。
老房一来，老同学相见，大伙都挺亲。我们户原先只有一个女户长，关美玲，她固然人情练达，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女的怎么能管男的？老乡们也觉得别扭，集体户怎么是老娘们儿当家？老房的为人，正合我们意。他当过班长，有威信，男生就提议补选他当户长。关美玲也正愁事务太繁杂，愿意退一步，甘当副户长，主管女生事务。
老房当了户长，仍然是低调行事，干得多，说的少。男生方面的精神领袖，还是老龚。
此时已是临近春节。那两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趣的两年，连年都不大过了，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吃，不喝，不拜年。我们刚来，如果马上回家过春节，与时尚就很不符。于是一商量，春节就将就革命化吧，过完春节，立马回家探亲。
年初五，饺子一吃完，大伙就上了路。刘队长为褒奖我们，每人赠送了小米10斤。当年打的新小米，鼓溜溜的，喷儿香，可不像城里人吃的陈米没滋没味。人不能都走，老房自告奋勇担任留守，不回家了，革命到底。
在家中呆过正月十五，全户又都集合了起来，返回敦化。那时候知青坐火车，也没有什么优待，和老百姓一样买票。我们心里就嘀咕：服苦役倒也罢了，还要我们自己掏钱返回流放地，哪有这道理？在站前广场，大伙就商量。老龚提议，全买站台票混上车，一路小心着点儿。敦化是大站，不好混出去，就到敦化前一站下车，混出小站，再买张票，堂而皇之坐到敦化，一共才花两毛钱。女生不干，乐意花2块钱买全票，男生则都同意蹭票。最后约定，不管怎么走，第二天上午在敦化火车站候车室会齐，一块儿搭长途车回屯。
逃票的经历并不如事前想得那么惊险，列车上回农村的知青太多了，列车长懒得管，只草草查过一次票。我们一见查票的来，就四散躲开。有躲进厕所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有拿着水杯的，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水路过。列车长是长春列车段的，知道都是城里的孩子下乡，得饶且饶。到了敦化前一站，老龚已经打听好，叫秋梨沟。车一停，一报站名，他一声“下”，我们就冲了下去。
小站不大，到站时间是后半夜，天很冷。下来后，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有100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