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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y坐在椅子上微微笑着“我后天就要回香港了，小陈，给我一张你的名片行不行？”
陈原刚要掏，突然一愣：司机怎么会有名片？
Christy语气很慢“我知道你不是司机”
陈原有点尴尬，只好摸出名片递过去“我是汪倩的朋友，来帮忙接送您的”
Christy看了看名片“你是律师？”
“嗯”
“……做过经济罪案没有？”
陈原老实说“做过，一大半都是经济的……刑事的收益太差，呵呵”
“好吧，以后有机会联系你”
陈原退出房间，下楼，开车，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第二天，银行的party在新天地的一个酒吧包场，来了100多人，热热闹闹。总共有20几十个职员过生日，几乎都是刚进外行没多久的小伙子大姑娘，都很兴奋，外企白领的生活真他妈爽啊，呵呵。
Christy一直和汪倩相熟的几个女孩子坐在一起，喝水，乱聊。过了会儿，汪倩接了个电话，然后出去把MBA男接进来了，给大家介绍“这是我朋友”。MBA男笑颜如花，用白领MM的话来讲，很nice。这娃还专门给汪倩带了个很别致的蛋糕，很薄，方形的，上面奶油淋的英文“Happy Birthday Eva”在座的MM些立马就有人认出来了“哇靠，这不是在XXX买的吧？哇好喜欢噢！”MBA男很谦逊的笑“我很喜欢这种style……”
Christy微微笑着，不动声色的起身，到了酒吧外面，摸出昨晚陈原给他的名片，拨电话“今天是Eva的生日噢，你怎么不过来？”陈原一愣“她生日？不是还没到吗？”“我不知道啊，银行的今晚在庆祝……”
半小时后，陈原满头大汗的冲到了酒吧。走到汪倩那堆人面前，刚开始还在笑，后来看见桌子上的蛋糕，还有紧贴汪倩坐着的MBA男，一下子呆住了……所有人都很尴尬，汪倩很吃惊，本来想随便扯两句，但是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盯着陈原不说话。旁边的几个MM小声的在交头接耳。Christy很平静的坐在角落里，观察陈原的举动。
陈原站了足足有5分钟，脸上的表情五味杂陈，最后低下头咧开嘴轻轻笑了笑，然后向MBA男伸出手“你好”。MBA男大概也猜出来了陈原是个重量级对手，虽然有点奇怪，但还是礼貌的握手寒暄。
陈原勉强笑着，给几个有一面之缘的MM打了一圈招呼，然后对汪倩说“生日快乐，再见！”说完抬脚就往外面走。汪倩追上去拉住他“我们都是朋友好不好？你不要乱想！”陈原没停步，仍然走。汪倩大声说“认识你两年了，我一直真心把你当朋友……”陈原停下，转过头来一字一句说了4个字，然后调头走出了酒吧。
哪4个字？“我是男人！”
陈原站在喧闹的酒吧街边，静静的抽了根烟，然后把烟蒂向暗角使劲一扔，转身向停车场走去。刚走两步，背后一个声音“陈先生，请留步！”陈原转过来，Christy看着他 “明天晚上我回香港，希望明天下午能有机会和你谈一谈”
Christy今天晚上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觉得陈原人很不错，比较喜欢这个小伙子。作为一个中年女人，她不太希望看到这个很努力的年青人被黄毛丫头玩。就像她后来告诉我的一样“那个女生只值5蚊钱！”第二，她现在手下的“Team”已经快搭好了，唯独缺一个律师。相了很多人，都不满意，发现陈原是律师后就决定“考”他一下。年纪轻不是问题，性格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她就想看看陈原在今天晚上那种情况下的表现如何……幸好，陈原的表现完全可以打满分！^_^
第二天下午，陈原在中信楼下一家咖啡厅里和Christy见了面，一坐下就感觉大不一样：Christy换了一身很庄重的黑色套装，口气很冷，直接开门见山“愿不愿意给我做事？”
让我们回到《青春如歌》的结尾。2004年4月初，我躺在火车软卧上，翻来覆去都无法睡着，于是起身，开门走到车厢接头处去抽烟。窗外是贵州山区的夜色，漆黑一片，偶尔能看到远处隧道口的探照灯一闪……这一次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当时心里的想法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一个是感情上的重挫，一个是事业上的迷茫感让我非常仓促的就做出了决定：继续走回老路算了，成都不是我能呆一辈子的地方，出去吧。
感情失败在《青春如歌》里面已经交待过，我和周越只能算是错误的认识了对方，我们根本就不该认识！和程璐虽然不能走到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毕业以后生活在一个城市的话，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还是没问题的；和方雅完全就是造化弄人，阴差阳错始终没有碰合适，我以前从来不相信缘分这个东西，但是和方雅的经历让我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确实有缘分，他妈老子完败！……周越和她们都不同，我和她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像水和油一样，完全不能融合，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我是男人她是女人，男女都有彼此需要的时候，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在深圳漂过的兄弟姐妹应该能够体会这种状况）。感情生活陷到了这一步，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
事业方面的迷茫没有在《青春如歌》里面交待，这里简要缩缩：我在工作以后，几乎都一直在奔跑，北上广深四处转战，所以一直有联系的朋友其实并不多。因为社会关系圈子毕竟需要时间和接触来维持的，漂泊的人一旦换了城市，原来地方的朋友圈子就会渐渐淡下去，只剩下偶尔一声的问候而已……在这些不多的朋友里面，不是成都家乡人的，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认识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青春如歌》里面的董峻，一个是张维力。
维力是我在北京时认识的朋友。他比我小好几岁，北理工的，上到大三的时候耍朋友整出了事（把女娃娃肚子弄大了），后来就被学校劝退。这娃当时也没给家里说，就开始和几个朋友混中关村，帮人拼货。后来有次很晚跑到国贸来给我们公司送打印机，他娃的普通话一口椒盐味，一听就是四川人。当时我正好在加班，和他片了两句，知道他家里是绵阳九院的，就问他知道刘旭不，结果他哥哥和刘旭竟然是中学同学，日……说到动情处，两个人还一起感叹了一番。
维力这娃人很灵醒，小眼睛随时都他妈东转西转的，他一直喊我哥，拜托多照顾哈他们那个小摊摊。我说老子还不是打工的，超顾个火铲。后来我搬到工体北路住，就把双榆树那个租的房间让给了维力。结果这娃狗日不落教，几个月后不晓得咋个回事，那对合租夫妻的男的竟然找人来把他娃打了一顿，说是勾引他老婆还是咋回事。后来那个男的还给老子打电话，说我也要负责，因为是我带去的人，说他现在找不到维力了，要让维力赔1万块钱。反正就是整的乱七八糟的……我找到维力问他“恼火不？”，他娃一幅可怜相“扛不住了！哥，拉兄弟一把啊！”老子看他娃那个样子实在造孽，再加上我当时已经准备要和Christy去广州“干大事”，就去双榆树找那对夫妻扔了1万给他们，然后帮维力处理了那个中关村的歪摊摊，买了张票把手上打着夹板的维力送上了回四川的火车。
当时我早已不是愣头青，这样帮维力其实是看在已经不在人世的刘旭份上，怎么说也是故人，就当还刘旭一份情吧，在西安的时候欠他太多了……
2003年我们在广州的公司散伙以后，Christy去了北京，留我一个人在广州擦屁股。那段时间确实比较闲，我频繁的回成都。后来维力从绵阳给我打电话，拉老子去入伙。这盘倒是正儿八经的做生意，他哥哥是公＋安，操得还比较亮，维力就靠哥老倌照顾，在跃进路那边整了个洗脚房，当然肯定是“那种”地方，呵呵。我去绵阳呆了一周，看了一下真的还不错，就把当时手边还剩下的20万扔了进去，当个甩手股东。
这种生意只要上面有人罩着不出事的话，那个利润率是他妈很吓人的。维力也很会搞（可能虾子确实天生就适合开窑子），到了2004年春节我回成都来的时候，本钱都基本上已经赚回来了。1个月后我又拿回了借给董峻的一大笔钱，当时其实都想过要不要全扔到维力那边去，因为他娃正准备再整个很大的桑拿，上档次的那种。这种暴利生意只要一上了“档次”，赚头就像下钱雨。
和周越分手后，我犹豫了很久：真的要跑去绵阳和维力一起发展“娱乐事业”？该不该走这条路？……说老实话，我本身并不是太喜欢维力，因为他娃大学退学后一直在外面操，身上沾了太多社会气，我和他并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只是他娃人品还不错，很靠的住的一个人，适合做生意伙伴。但是他和我的level有差别，而且还差很大！难道就去做那种生意，一辈子这样“沉沦”下去了？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选择？
这就是当时事业方面的迷茫，我不知道是否该去绵阳。
所以当Christy的电话打过来时，我非常仓促的就做出了决定：不去绵阳了，回到Christy那边去。当时我毕竟是一个还没满30岁的年轻人，做出这种不完全理性的决定很正常的。所谓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我还有最后一次挥霍的机会……
一周以后，从维力那里拿回了所有的钱，我匆匆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时还以为是真的要在外地安家，不会回成都来了，呵呵。倒不是天真，而是下了决心要跟定Christy。当时她在我心目中就是能够决定自己一辈子人生路的领路人。不过这条路该不该我走，我自己都还不知道……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萦绕在心头：Christy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力求简短的缩缩：
在前面几季就提到过，最后的这一季《再见理想》会有非常多的内容无法直接表述出来，只能通过很隐讳的说法。这是现实的局限，谁也没有能力反抗。Christy出生在台湾，他老爸的名字如果说出来的话，应该可以让很多人惊讶的从椅子上掉下去……不过Christy基本上没有沾到过她老爸一点光，因为她妈妈没有“名分”。
她从小生活在台中，按她自己的话讲“不认识台北的路！”。一直过的很辛苦，国中（初中）毕业时妈妈病逝，她无依无靠，只好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半年。后来她老头子的一个老部下实在看不过眼，自己单身没有子女，就把他接到美国，收养成了自己的女儿。她本来并不姓王，是改的养父的姓。去了美国2年后，养父经营不善破了产，只好带着她回到香港（养父最早是从香港直接去的美国，在香港还留的有点房产），在北角靠收租度日。
养父经历破产以后，心理完全被打垮了，在香港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就喜欢上去澳门，最频繁的时候每周都要去两三次。结果可想而知，仅仅半年就把香港的老本也输光了。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把北角的最后一套公寓卖掉作本钱，带着Christy到维港对面的观塘去开了家小文具店。
Christy的最高学历就是在美国上了两年高中。到香港来后本来养父还说送她去英语学校，结果学校还没选好就输光了家产，又不愿意送她去GCD提供经费的那种低学费“亲中”学校，没有中五结业文凭也没法考大学，于是就只好不读了，呆在家里帮着经营文具店。养父连遭两次大打击，其实人已经废了，整日酗酒，不睡觉的时候就没几个小时是清醒的。
对于当时还没满20岁的Christy来讲，生活的波折和艰辛可想而知。文具这种生意如果没有固定大客，光靠零售的话很难维持，于是又只好穿上廉价套装，背个装满样品的大包去油尖旺四处扫楼。她一直只能勉强听懂广东话，但是不太会说，一开口就是软绵绵的台湾国语腔，走到哪里都遭人白眼。还曾经创下过1小时内在旺角被阿sir查3次身份证的纪录，后来就养成了随时把护照（她一直拿的美国护照）带在身上的习惯，10几年都没变过。在勉强有了点固定客户后，经常为了500港币（按收入水平算大约相当于大陆现在的80块钱）的生意就地铁巴士倒上半天去送货，还得计算一下怎么走更省钱……
进入90年代后生意慢慢好了起来，Christy把铺子关掉，和养父搬回了福建人聚居的北角，开始专做公司客户的生意。穿的也稍微好了点，至少不全是旺角的地摊货了，现在的客户都在中环遮天蔽日的高档写字楼里，穿的差了连楼都上不去。她给我提起过很多次进第一个高档写字楼置地广场时的情景“整个电梯里的办公室女郎，不管谁的衣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