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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时大家很容易就掀起了高潮。都很潇洒地举杯，很生猛地喝酒。尤其是马聪和屠然啸，快要把屋都吼抬起来了。惟有丁四喜很安静。他每次喝酒只限于一小杯，而且是一点点地舔，从来不一口扪的。饭后丁四喜就去散步，这是在乡里放电影时养成的习惯，双手反背着，头低着看地上，踱着方步，那神态像一位思想家。
丁四喜与屠然啸睡一间房，他返回时，屠然啸已经睡了，鼾声连连。丁四喜便到隔壁房间去，见马聪在帮别人改一条稿子，便说道：“马编辑，喝了酒还能干事，我真的佩服你。”
“大家都是朋友，发一条算一条。”马聪打着酒嗝答道。
一年前，市报扩版，要在全市新闻专干中调一人，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屠然啸。屠然啸当晚就给社长去了电话，提出想补这个缺，社长爽快地答复说，在他那一关没问题，关键是市委宣传部那里。第二天一大早，屠然啸就赶往报社，当他走进社长办公室时，发现地有县的新闻专干马聪早已坐在那里了，社长没有来，马聪便与屠然啸互相吹捧，都说对方发了多少稿子如何不错等等，客气得不得了。正说着，社长来了，马聪便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份稿子来，请求社长给关照一个头版头条。社长问屠然啸有什么事，屠然啸当着马聪的面不好怎么说，吱吱唔唔半天，马聪明白过来，看了屠然啸一眼便出了门。
社长的答复全然不是头天的口气，硬硬地说必须参加公开招考。屠然啸便试探考试的内容，社长说他也不晓得。
考试那天，屠然啸发现，除了丁四喜外，市辖各县市所有的新闻专干都来了，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共有一百多人，足足坐了三个教室。新闻专干们都皮笑肉不笑地打招呼。屠然啸与马聪在一个教室，试卷发下来，大家都认真地做题，只有屠然啸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脑子里老想着调到报社后的工作情况，好像自己已经调到报社了似的。直到发现有人交卷了，他才紧张起来，屠然啸在做最后一道题时扫了大家一眼，发现马聪已经走了，心想马聪可能考得不差。
一个星期后，成绩出来，屠然啸以高出马聪二点五分的成绩排名第一，第三、四名是两个中学教师。报社首先考察的当然是第一名屠然啸。来考察的是报社人事科娄科长和办公室李主任。二人到天乐市后，屠然啸自己掏钱把他们安排到招待所，晚饭安排在一个不错的小餐馆，吃饭的时候还请了两位小姐作陪。屠然啸请小姐吃饭还是第一次，不晓得怎样发挥，倒是两位小姐主动出击，一会儿就坐到来考察的两人腿上。屠然啸见状，忙以点菜为由退了出来，在大厅里与老板扯谈。屠然啸与老板聊天才知道，这位老板是他在三年前采访过的一位根雕爱好者，屠然啸家中至今还摆放着他送的根雕。屠然啸看了一下表，已有半个多钟头，心想差不多了吧，便返回包房，发现娄科长与一位小姐不见了，李主任和一位小姐还搂在一起，李主任的裤子还没有系好。屠然啸装着没看见地说了一声，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我们到里间唱歌去，说完拿起自己的茶杯退了出来。
第二天一上班，娄科长与李主任就到了宣传部。屠然啸正在打扫办公室。这是一年来屠然啸来得最早的一次，也是第一次。以往他是不打扫的，一上班他就往各单位跑，根据掌握的线索去了解情况，办公室一年四季都很乱，今天在办公室搞卫生主要是等两位来考察的领导到来。娄科长、李主任和白部长关门进行了交谈。期间，屠然啸进去给他们茶杯里加了一次水。屠然啸进去时，他们都沉默着，都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屠然啸加完水就退了出来。这天的中饭是由白部长陪着吃的，屠然啸没有参加，酒足饭饱后，娄科长与李主任由白部长亲自送上了返回市里的车。屠然啸给娄科长、李主任两位领导买了牛肉干，是本地特产，没办法送出去，自己只好拿回家去吃。
后来屠然啸几次给两位来考察的领导打电话，他们都说没问题。屠然啸也就放心了，写稿的干劲更加足了，一个月发了二十七条稿件，是他任新闻专干以来发稿最多的一个月。
马聪调到报社，屠然啸是看到他的名字前署上“本报记者”才知道的。屠然啸做梦也想不到第一名也有搞不过第二名的时候。那段时间他伤透了心，一个多月没动一下笔。白部长和分管副部长也没找他谈话，还在宣传部的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人在闹情绪不认真工作。屠然啸找到报社社长问这是怎么回事，社长要他去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屠然啸不敢找，也找不到市委宣传部长。这事就这么黄了。为着这事，屠然啸写过好几篇杂文。说是杂文，其实是以他这事为例子发牢骚鸣不平。这也许就是文人们的特点，有点酸，没有谁关注过。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屠然啸，写那些不疼不痒的所谓文章。想当年鲁迅先生写了那么多犀利的杂文就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一天下午，屠然啸喝得醉醺醺地走进办公室，对正在看报的丁四喜拍了一下肩膀说：“兄弟！你――说，这世道――还有人――讲理吗？”丁四喜看见屠然啸醉成这样，便起身去给屠然啸倒一杯水。被屠然啸一把拉住：“兄弟――别走！”丁四喜说：“我去给你倒杯水！”“那还差不多，这――才是我的兄弟！”屠然啸坐下后，从身上摸出一大迭材料递给丁四喜看。丁四喜看了一眼，题目是：关于天乐市损害农民利益的举报材料。这时，屠然啸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丁四喜便认真地看这份材料，这份材料共分三个部份：一是非法征用基本农田近万亩；二是全市80％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市区拥有门面；三是失地农民靠外出打工或捡破烂维生。从这个材料归纳的情况来看，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所写。应该是一个文字综合能力较强的人，这个人会抓重点，可能是一个国家干部。丁四喜正在分析的时候，屠然啸醒来了，说要喝水。丁四喜给他倒了一杯。这时，屠然啸便在上衣口袋里翻。丁四喜问他找什么？他说，他在找一个宝贝。丁四喜扬了扬手中的材料：“是不是这个？”“怎么？你是怎么得的？”屠然啸感到十分的惊恐，酒也醒了几分。“这不是你刚才给我看的吗？”“我――不可能吧！”“你以为我想看你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丁四喜看屠然啸怀疑他，便主动作了解释。“你想搞这条新闻？”丁四喜问。“怎么样？”屠然啸笑了一下后说：“我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莫搞吧，你还年轻，前途光明啊！”“完了，这辈子完了！”屠然啸说得泪流满面……
从这以后，丁四喜和屠然啸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有人请他俩中的谁吃饭，他俩都要一同参加，尽管内心还是有些疙瘩，但他俩在表面上还是像亲兄弟一样地亲热。
7
丁四喜的稿件隔一段时期换一种体裁。写了两个月消息后又改写通讯。一次，他写了一个关于抗洪救灾的稿子，初看题目还蛮象回事，叫《天乐抗天歌》，可细看内容，全是写市领导对抗洪的部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马聪还是给他编发了。看到丁四喜的作品，想起他喝酒和散步时那副远离俗世的样子，马聪忍不住给屠然啸打了个电话，说：“我突然涌上一种感觉，老丁这人有点怪。”屠然啸回答：“他近来是有点怪。”
丁四喜确实有点怪，近段时间他明显比平时话少了。往桌前一坐，要么翻阅一堆陈旧的报纸，要么在看获奖新闻。屠然啸看他这样，便风趣地问：“准备写国际时事评论？”
丁四喜不语，只是一个劲地翻阅那堆旧报纸。
不久，省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丁四喜写的一篇消息《天乐农村取下神像挂地图》，只有五百多字，还加了编者按。接着，市里的日报和晚报都在显要位置作了转载。
文章发出来的第二天，市委书记马林就接到了中央某新闻单位负责焦点新闻的张记者的电话，说要给天乐市做个二十分钟的电视专题。马林当时还不知道本市出了如此具有轰动效应的特大新闻，他实在是太忙了，整天除了开会就是批文件和陪客。找马林的记者实在是太多了，说情的、要赞助的什么人都有，在找他之前都只说采访，可实质性的问题往往要在采访之后发稿之前提出来。记者不精明还叫记者？当然马书记也不蠢，每次都敷衍说好好好你们找白部长落实，白部长落实得怎样马林就不管了。
但这次给他打电话的是中央著名新闻单位的著名记者，而且这种焦点新闻有批评的也有表扬的，他可没胆敷衍。张记者开口就问看了昨天的省报吗？马林回答说还没有看，现在开会，什么事等散会再说。张记者说那你快看，我们过几天就来。马林头上急出了大汗，不知道是什么报道，是表扬还是批评，还是“曝光”什么的，便一个电话打到宣传部，接电话的正是丁四喜，要他送份昨天的省报到会场去。丁四喜吓得两腿打颤，知道出大事了，拿着报纸到楼梯口，急着想上厕所尿尿，可在厕所里半天尿不出，用力挤才挤出了几滴。
马林在会场里接过报纸对丁四喜说，你等我看完再走。马林是在交通局的圆桌会议室开一个协调会，协调会不是什么大会，到会的都比较随意。丁四喜趁机扫了会场一眼，发现屠然啸也坐在那。丁四喜朝屠然啸笑了笑，屠然啸的嘴咧了一下，象笑又不象笑。丁四喜站在一旁等马林书记看完。这可能是丁四喜四十四年人生中最难站的几分钟，觉得天地间都有眼睛盯着他，他就像法场中一个等候枪毙的临刑犯一样。马林书记在看报，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没有一个人吱声，丁四喜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马书记看完，没对丁四喜说什么，掏出笔在丁四喜写的那则消息旁批道：请白部长作好准备，全力协助中央新闻单位搞好此次专题报道。
白部长今年三十四岁，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研究生，平时对丁四喜总是不冷不热的。宣传部长是市委常委，白部长知道自己只要不犯错误，熬资格都还会升上去。看到丁四喜给他的书记批示，眉头皱作一堆：“自己的屁股自己揩！”
丁四喜象是做错了事的孩子，站在那不知如何是好。
白部长说，你平常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睁只眼闭只眼算了，惹出这么大的事咋办？天乐市你又不是不清楚，这里地域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民风刁蛮，至今还是省级贫困市，有百分之三十的儿童辍学，大部分的孩子只上到初中就不再上学了，什么家家拥有科技图书、致富信息，每家都揭下了墙上的财神画，挂上了地图，把眼光盯向了山外的市场……这不是瞪着大眼说瞎话么？本市的好多干部连市（地级）里都没去过，农民还去山外跑市场？
白部长正训得起劲，马林书记喘着粗气来了，看样子马书记走得很急。白部长赶忙站起来说：“马书记坐！”屠然啸变戏法地小跑着过来给马书记倒了一杯水。
马书记说：“中央新闻单位和张记者这样的名人能够关注我们这个贫困山区市，不容易啊，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推介天乐，搞好招商引资。你们赶紧准备一下，拿出配合采访的措施，包括接待规格。晚上，我们召开一个紧急常委会，把他们采访的路线定一下。”
马书记走后，白部长把新华书店的经理叫来，问经理还库存多少《中国地图》，经理说：“还有三百四十六份。”
白部长又问多少钱一份，经理一下子弄不明白，说道：“标价五块！”
“我要最低价！”白部长不耐烦地说。
“部里要可以少点，每份三块五。”经理一副无奈的样子。
“好吧！全部拿到宣传部来。”白部长挥了挥手。
经理走后，白部长对丁四喜说：“买地图的钱你自己出！”然后撂屁股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丁四喜就坐着宣传部的吉普车把地图送到蜜福镇去了，这是他在报道中提到的一个镇，这个镇有三千多户，由于地图不够，他就给当路的户每家堂屋贴了一张，老百姓看是给他们堂屋贴地图，认为不伤什么大雅也就不干涉，让他们贴。在贴的过程中，丁四喜还反复交待老百姓，如果有记者来采访，就说堂屋挂地图是方便出门闯市场，特别是有几户的儿子在外地打工的，他还用钢笔给标出所在的位置，告诉他们的父母，不要说是出去打工了，是说在外做生意。
张记者一行如期而来，按市里安排的路线，第一站就来到蜜福镇采访，看着家家陈旧的杉板房中都挂有一张《中国地图》，他们就象发现了新大陆，不停地拍摄，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