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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展示签名式，其人自身的重要性多少就开始像暗纹一样有待用心辨别，而他想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需要倒是凸显无疑。其实，如果你确实是位中上阶级人士，你的签名式只应该出现在支票簿上！（无法辨认的）亲笔签名下方使用的是打印体。
如果对美国人来说，个人专用化并非绝对必不可少，通过商品目录购物则似乎拥有这一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购买这类商品的方式来实践有关选择的幻梦。根据商品目录邮购货物释放了有关权力的幻梦，你元须冒险与那些可能会质疑你的权力的人碰面。邮购不需要的物品这一举动，隐秘地重新实践了范伯伦所谓的“明显是为了挥霍和出于敬意的消费，却带来精神上的收益。”在特定的情绪中，当我们们心自问自己想做什么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仿效“朝圣者比利”（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的母亲。“跟大多的美国人一样”，库尔特·冯尼格特说，“她一直在尝试建立一种生活，那就是，为她在礼品店找到的每一样东西发现意义”。
第六篇 智力生活
【大学】
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
我曾听说过一个人，在名校获得一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就是为的日后人们简单的一句话：“他可是一路从那鲁学出来的啊！”毫无疑问，在美国，这句话的确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么说，被授予社会地位这件事，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讨厌的差别标准，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硕果。
只要想想汽车后窗的大学标贴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即便是不那么知名的学校居然也值得向人炫耀，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们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受过教育的高等学校为荣，大学的声望早已高过教会了。比如没有人会在他的后车窗贴上“密歇根州波特休伦市圣名慈善会”，或者“埃尔米拉市第一浸礼教会”之类的标贴。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这个做法，不用说，你就可以计算出当今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享有的荣誉了。
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实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确数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称他们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还会发现诸如烟草研究所、酒精饮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谓的“研究所”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设有“讲座教席”和“教授”职位，由于某个资助者在一份杂志上的声明，我们偶尔得知，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竞拥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德怀特·华莱士传播学讲座教授”的职务。
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致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四十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以外，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B·费斯克1982年所着的《1982－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书时的数字。据统计，目前美国共有可授予学位的大学三千余所。译者注），就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了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划分“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但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级的三星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贝尔罗伊学院，伯都因学院、衣阿华大学、文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美食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好级别相似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美食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水平餐食的学校。
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一些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塞维埃尔大学（Xavier）、图斯基奇大学（Tuskegee）、坦普大学（Temple）、塞顿·哈尔大学（Seton Hall）、圣路易斯大学、罗得岛大学，以及俄亥俄韦斯莱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其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Tulsa），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发现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里：内华达，南北达科它（这两个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斯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也同样不值一提。
任何对大学哪怕是中肯的评价，也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的、有眼无珠的、假充内行的、维护东岸即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呆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和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H·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eity）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得出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业瑟·奥彻斯·索尔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斯伯格的信中继续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给丢弃了。”对于这一事关锡拉丘兹大学名誉的事件，同时还牵扯了爱德华·费斯克通过调查得出的使大学蒙受伤害的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亚瑟·奥彻斯·索尔斯伯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忙不迭地向贝内特教授保证，费斯克的书已经被修改，修改内容马上会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来。不过，在他的回复中，索尔斯怕格接着称赞了费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要人们注意这个体现了大量职业查询的公正和真实的报告，他最后还是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出了费斯克的书“将来重印和再版”时，不会再用纽约时报的名字作书名的决定。我猜想，索尔斯伯格声明将来会让报纸和书名脱勾，无疑是在向人表明，从职业上讲，一个“高级”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评另外一个“高级”文化机构。
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或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事情，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