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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
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
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
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