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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
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
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
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
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
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