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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来后，人事又作调整，原来主持之马二先生又奉命回调，因之，我等被聘之用似已经失掉支撑。于是，由原局长所订的人员，又有变化，为着找拐棍而发生变化的事也属于必然。于是，指我原来管理理念有错者的声音也高。但是我粗略计算了一下收入，平均下来，大体已超出600美元，所以，也可以，同时59岁已过，就是现在回国亦无不可。
四月中，早晨起来略作锻炼之后又用饭，顺便到了水总那儿，水总说，他正在听莫扎特的曲子。我说自己根本听不懂音乐。这时，水总说，你看这副对联如何？
我一看，似曾在那儿见过，上联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下联是“毁誉由人，望天上云卷云舒，聚散随风”。我问他，写这个干什么，作为你们公司的核心人物，你也有不遂意的地方吗？水总一笑，我是想提醒你啊！于是一笑，我就拿起走了。
当我正在玩味这副对联时，突然‘三把’来访，向我谈及很多事情，少不得又夸奖了我一番，又说，马二走后，为便于管理只设队长一人了，你仍任总工，但为队总工，外国人多称主任工程师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你摆脱管理事务，悉心研究技术的关键具体环节。而且，已开会采纳你提到的多工点开工的建议，将作一系列人员调整。我说：请看这个。这是一个同志给我搞的一副对联，正是我的态度。其实，如果要安排回去于我并无不可，唯一要提及的是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我不能走，因为北京的天气，老年人不适啊！“
‘三把’则说：“我们绝无任何人有要求你离去的意图，务请安心。”这以后，反而有人不时来安慰，使我一头雾水，但仍不改变态度，除技术外余则不问。之后，又几度宴请各监理，亦要我作陪，但都是小饮几杯而去，不想去踩深水。
虽然不去管其他的什么管理工作，但自从工点加多之后，技术问题相对也多起来，于是，反而加大了我自己工作的力度，不过，少管闲事，也未必不好。就是由‘三把’主持，就是分了工点，但是，似乎仍无多大的特别效果。以致又把马二先生请回来。但仍未见到什么特别的效果。
六月初的某天，被通知开大会，于是带着耳朵去了。这次会上，恍如唱戏一般，只是小王经声色俱厉的宣布纪律，认为加强纪律性，进展无不胜；马二先生才从国内转来，却笑容可掬的分析形势；‘三把’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身份，又去痛说公司的发家史；新队则帮诸人之腔来总成。以后问我的看法，我则一句：凡有须要我解决的技术问题，请稍提前告知，我可略作准备，以便一锤定音。人说天地大戏场，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更奇妙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作任何一点自我批评，所以我认为很有趣。
这次会后，王试说，‘三把’也太火了，口口声声说副厅，副厅是个球呀，不是比正处高半格的家伙吗？我看这些人的智商还不如你，在也门你还给我说要什么“晓以大义，动以利害，绳以纪律，惠以生活”四条并举，还加上“置腹交心，平易近人，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呢。这些人怎么这一套呢？我看是弱智老师教出来的。我则劝以“有钱挣是运气，无病害属幸福，不管事得安乐，多吃饭可长肉”之道。
似乎内部原因抓不住，又在外面找原因，加措施。在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之后，我突然得知伯先生之职已作降格，其高监之位置也移于当地人叫木坦戈先生了。伯先生到去当监理处的文字秘书。使公司人颇为庆幸，而我以为伯先生也有点冤哉枉也，他倒是一位真正于工作负责之汉子啊！
木坦戈先生与我见面后，见其人亦30许人，微胖，留小胡子，据称在卢蒙巴大学毕业后又去埃及留学，到底如何不知也。但其人之态度和露，见我之后，呼之为“巴补”，问之他人，为“老祖父”之意，心想，已由“老爷子”而晋升，肯定是好事，果然，据一位人士说：“以后高工称号的，工资略有增加”。于是，我想，继续进行挣钱事业吧。一看日历，来此差不多一年了。在我打工于中川国际公司时，大约是其鼎盛时期，因为在1993年11月，他们成功的签约了建设乌干达的尼罗河上的欧文电站，这个承包工程为世界银行投资，单项即高达7000万美元。而我去的基汉斯工程名称为3500万元，实际据说投标价仅2700万美元的第一号合同。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谈过碰见这位一号人物的情况那已经是九五年的妇女节前夕了。在我去送他时，我觉得当时他似乎已有隐忧，比如他说到了公司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事太多、太杂，排名已有下降等。以后在工地之“三把”为其主要助手，“原经参”为其顾问，“办事处主任”、“小王经”均其主要干将，实际在欧文发生困难之时，我们所在的工地，也在发生困难。在两个工地的情况都不好时，似乎这位一号又再度由国内去欧文，可能当时他要亲自挂帅去作为靠前第一指挥官了。
记得也是送他，他又向我说：“在欧文我配备了七名厅局干部，三十三名县处干部，仍不济于事，前途未卜啊！我只好说一句：中川国际往往有惊无险，会化险为夷的。他苦笑着说：借你这句吉言吧。这之后，就一直未再见面了。
当我在1996年的3月，即听到欧文已被停工的消息，但是这些消息是不大外传的，我曾直问“三把”，他问消息来源，我说似在‘美国之音’上听得。他才说，麻烦实在多，后续的事还难说呀。以后原经参来，他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于是，他款款谈及首先是项目选择不当，考察过于粗疏，而标价已过低，较之于标底，似少千万美元，而合同亦严重有缺陷，领导者急于邀功，同时，又将工程分包于国内之五家公司，而管理的人员是一个比一个关火，故有七厅三十三处之说。
所以，虽然外部问题较多，但是深究起来，仍属于自身之管理不善，比如单线报批的管理模式，老总一人的独断专行，因之，思维方式，治理结构，管理水平都存在问题。我问：阁下系精于此道者，何不及时提醒之。我又说，依我看，一号为能干人物，常为竞选副省长人物，是否也存在为群小所包的问题，来此时，众人护前拥后，连称谓也要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自己会不察吗？经参默然。办事处主任来谈及，我向一号之事未清，何以国内首先就将其免职呢？主任说：乌干达的上层，曾经斡旋其中，企图说服世界银行，请其网开一面，但投资者、监理方均不认黄，而把换其总经理作为先决条件，世行说：已花去60％的时间，才完成30％的工作量，所以，要继续商谈，首先是免去一号。
我再问，其本人有问题否，主任说，不知道。不过有一妻妹在彼，大家如众星捧月一般，在非洲却去了近30个国家摆谱，亦可见风气的一斑了。
之后，听说由博导副省长带一谢姓之新经理来，考察之后，认为条件过分苛刻，如果勉为其难，后来之问题极多。又听说：他们曾拟诉诸法律，请人去找二名英国律师，据律师说，胜诉可能性小，但并非无好处。问以出场费，称以每小时每人150英镑，于是，这就死定了。听说1996年7月12日，欧文电站的承包商已获世行工程监理正式通知，决定逐出工地，并封存相关设备，按菲迪克条款善其后。此事据说影响了中国在非洲的国家承诺，引起中央高层的震怒，由财政部拨款1亿元专款以处理后续事情。损失据称达到8300万人民币，遂使公司濒于破产。
这件事情之后，使公司之人事作大范围的调整，一切处于动荡之中，形成一个新的分化改组局面。据说要采取换上、稳中、挤下的政策。此消息不径而走，所以我所在的项目也不稳定。有人笑着告诉我，当前的办事处，正处于“分田分地真忙”的状况。
七月下旬，办事处来人，正式传达欧文问题，主要为公司已被解除与业主的雇用关系，已有博导副省进驻公司处理后事，还将本工程定于八月底结束，人员或走或留或转。三为众人不用急，上面已决定本项目之余款不汇公司总部，优先解决项目问题。办事处主任来我处闲谈，称一号的本兼各职已免，已抽省之另一厅来主持工作，另已贷款3500万美元作维持基金以免中川公司预后不良，另在此间之‘三把’已去乌干达处理善后了。
晚上开会，说总部已派人来，其人似姓马，讲话时言不成声，语不成调，东拉西扯，令人一头雾水；又有一张秘发言，也是言不由衷。最后办事处主任讲，除对一号之处理外，又说了世界银行虽曰解除关系，然有转机，一为筹资3500万元于世行以备偿还；二为于一月内写出新的可行的计划；三为免去一号之职。目前我们已悉数照办，看来肯定有转机，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原经参亦讲，称将于八月卸职回国，对大家的支持深表感谢云。
最后的结论无须再谈，公司易帜，损失款8300万人民币。七年之内，非洲无新项目可上。其另一余波为原博导之副省在去职返回教学岗位后，于九年后的二oo五年春，被起诉逮捕。据称其问题为挪用中央专批解决欧文电站之款项。且有人称亦可能涉嫌于其他问题。这就是其余波了。
十七、病中记慌
差半个月到一年，在我挣钱顺利，心态平和之际，又领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原来马上要开辟的轧石场，需要作机械配套安装。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其中有一项比较苛刻的规定，即你承包工程所用的机具，大抵需要在七国集团去购买，价格不菲，但是质量确实比较好，后期服务也能保证。基汉斯项目，多争取到500万人民币的国内购物货款，指名为一套上海生产的轧石设备，而其传递输送装置由四川德阳的二重供货。
当这两套机具运到时，才发现一个问题，即它们之间的装配组合，不是由机具件购成的，只好另行设计一套混凝土浇注的办法解决。当这套机具安装时，大家不发言，于马二先生决定，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各自的机具过关，还不能保证组合后使用过关，使大家都不安逸，于是一些嘴杂的人，就把这套装置，呼之为“丧德牌设备”，以影射上海—德阳产品。德阳来了一位机械工程师与之共同天天努力，也把一些混凝土模型工弄得异常不安，十余天下来，劳累又加上淋雨，于是，安装虽然有了眉目，而我却开始生病了。
健康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与之对应，疾病也成了人生必须面对和经常谈论的话题。“不怕生错命，就怕得错病”，“吃了五谷生百病”的谚语，正是表示人众对疾病的无奈，无法和习以为常，听之任之。要出国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检查身体应该合格；出行前的一件大事，就是到防疫部门打预防针。在西亚，以预防霍乱和黄热病为主。到了工地，则是每周一次的防虐丸，由医生逼你当面服下，而不会管你反胃、恶心、周身不适。不仅此也，我早上起床，先练功，后养气，什么五禽戏，八段锦，搞得不亦乐乎。为什么，无非是怕病。20个月的西亚之行，居然没患什么重病，真是谢天谢地了。这也是我敢于到坦桑尼亚的理由。
如果天下事，都顺心就好了。实则是大谬不然。出国来坦之时，预防黄热病的针就不曾打，因为缺注射液，说是广州打，广州又时间来不及，也不行，直到入关时，还打了马虎眼，直到以后，国内来人把疫苗带去才补上。而在从达累斯去工地坶林巴的近700公里为我们开车的小车驾驶员，在头上和面部就有两个疤块，到了之后，才叫说这位叫阿格达的年轻人，八成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因为当地法律规定，不准歧视艾滋病人，不但在就业方面不受影响，而且，不准检查。果然不久，这位阿先生就由驾车改为乘鹤而西去了。
我们到工地不久，当地卫生部门，就为我们送来两大箱“安全套”；又要求人无例外，都要去作性病检查，这也是法律规定。幸好我们自办的卫生医疗室，其设备齐全，较当地更为完善，所以，一大张表格上的阴性记录，加上一大叠当地货币—坦先令，就说我们检查顺利通过。
但是，与恶性疟疾比较起来，似乎性病、霍乱、登革热、艾滋一律都只算是小儿科。疟疾，在我们川人看来，无非就是打摆子，多为间日疟原虫所致，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先就发冷发抖，继之发热大汗，之后就全身轻松。一服用氯喹、奎林也就好了。但在东非，疟疾则成为第一杀手，草丛沼泽多雨，使这些恶性原虫王国的公民们，可以找到极其宽敞的居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