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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香港的准备却十分周密。为了迅速攻克香港，调集日本陆军第36纵队约两万三千多人，作为进攻香港主力部队，又另调荒木少佐的六千余人及炮兵五千八百多人加入作战。日军还配备一千三百多架飞机，二千三百余部运输车，近五百艘登陆艇。攻港日军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实力远远超过香港的英军。
12月8日凌晨3时20分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也于当天上午8时30分对香港进行空袭，首先在金钟兵房投下第一颗炸弹，在极短的时间内，停在启德机场的香港仅有的5架飞机和8架民航机，包括泛美航空公司的“夏威夷飞翦号”巨型飞机便一起被炸毁。仅仅几分钟之内，日军就掌握控制了香港的制空权。11日，日军步兵攻破垃圾湾防线，英军撤出九龙半岛退守港岛。13日，日军控制了新界、九龙。
日机不断空袭港岛，督宪府受到炮轰，杨慕琦躲到督辕地洞里批阅文件，指挥政府运作和军队抗战。
12月13日以后日军是停停打打，逼迫杨慕琦投降。13日，日军派出小艇，挟持杨慕琦的私人秘书李氏夫人等3名英籍女人质，举着白旗从油麻地码头驶往港岛，劝杨慕琦尽快投降。当小艇靠近港岛码头时，双方的炮火暂时停止，日军飞机也停止轰炸。这次劝说没有成功。当小艇返回九龙时，炮战又重新开始。17日，日军再一次派出小艇驶往港岛劝降，杨慕琦仍然拒绝投降。实际上从13日至17日，日军在作攻岛准备。
12月18日，日本开始大规模猛攻港岛，精兵7500人，分别从鲤鱼门和筲箕湾、太古船坞、北角和铜锣湾三路强攻，全部登陆成功。12月20日，香港围城战进入高潮，英军虽然极力抵抗，力图挽回危局，但日军凭借优势兵力，锐不可挡。
12月25日上午，杨慕琦向英军发表圣诞文告，鼓励英军继续奋战到底，抵抗日军进攻。但英军的抵抗已力不从心，下午日军恢复猛烈炮轰，并向海军船坞推进，英军驻港马尔比少将向港督报告，英军已经无法继续抵抗。香港政府的部分军政人员共十几人，冒险突围乘快艇离开港岛，驶向大鹏湾逃走。
1941年12月25日下午3时15分，香港总督杨慕琦终于打着白旗，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日军指挥部，向日军司令酒井投降，结束了这场仅仅18天的战斗。从此以后，统治香港刚好一百年的英国，在香港降下了米字旗，而由日本人升上了太阳旗，继续进行更加野蛮的殖民统治。
日军本来准备用半年的时间攻下香港，完全没有想到，香港的英国军队虚弱到如此不堪一击，仅仅用了18天，只花了日军所估计的1/10的时间，就结束了攻占香港的战斗。
其实，这个结局是丘吉尔早在1941年初就预料到的，他说，“倘若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可以防守得住香港，也没有办法可以把它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主张，英国不但不应增加驻港守军，相反，应该减少。
集中营里受凌辱
日军占领了香港之后，在港岛的七姐妹、九龙的深水、阿皆老街设置了3个集中营，囚禁被俘英军。港府文员，外籍平民，妇孺，囚禁在赤柱。据香港《新报》石姗的“沧海桑田”专栏记载，被囚于赤柱的俘虏，有港府辅政司詹逊、正按察司麦基利、副按察司祈寿乐、防空处长柏高、警察总监伊云士等高官在内。祈寿乐于1944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
港督杨慕琦先是被关押在半岛酒店，随后即与马来亚、新加坡、苏门答腊、关岛等地总督，以及几位首席法官等，一起被日舰押解到台湾囚禁，在集中营里，他们的待遇和普通俘虏一样。
囚在台湾的被俘英美等国的军政高级官员有12名，其中包括香港总督杨慕琦、新加坡总督、马来亚总督、希斯爵士、美国的潘锡凡将军、魏恩来将军，及3位66岁以上的美军上校等。
日军管制战俘，完全不遵守各国在日内瓦共同订立的管理战俘守则，尤其是因为这一批战俘的官阶很高，日军对待他们，便极尽侮辱之能事。
战俘晚上去厕所，经过岗哨时如果不向站岗的日兵鞠躬行礼，日兵就罚他们站在原地，两手高举水桶。战俘憋不住，小便大便撒下来，围观的日兵便拍掌大笑。有好几名英、澳、美军的高级官员，都受过这种恶作剧的戏弄。
日军把战俘当作奴隶般看待，除侮辱、打骂之外，每天还押解他们出营外，与捕捉来的华工一起修筑军事设施。劳动量很大，而每餐只有一小碗米饭，加上缺乏医疗，不少战俘被折磨得没有人样，甚至折磨致死。
日军投降后，英军找遍所有战俘集中营，都找不到港督杨慕琦。当时，人们以为他已遭受日军杀害或病死在集中营里。
后来，英伦方面接到苏联通知。说是苏军对日作战攻入中国东北时，无意之间在沈阳附近一个战俘营中，发现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
原来这个美国人是驻菲律宾的美军总司令魏锐特少将；而那个英国人就是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
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后，被囚禁在九龙半岛酒店顶楼时，东江游击队地下人员曾潜伏在半岛酒店，当厨师和侍者。本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指示港九大队主动、积极地开展营救工作。他们打算把杨慕琦救出来，但因他的目标太大，日军看管严密，无法采取行动。但是，游击队员曾冒险潜入市区，深入集中营，先后成功地营救了为日军所囚禁的外国人士81名，其中英国20人，印度54人，丹麦3名，挪威2名，苏联1人，菲律宾1人。被救的英国军官有赖廉士上校、京上校、谭臣警司、祁德尊少校等。
杨慕琦总督后来被押解往台湾，至于为什么会在沈阳寻到，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英伦内部的争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香港问题英国内部曾发生一场争执。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新加坡、仰光先后失守，英国在远东受到沉重打击。当时英伦的殖民地部，因为日军进攻这些地区时，驻当地英军得不到殖民地居民的全力支持而提出检讨，认为过去英国在这些地区的高压政策大失民心，才会尝受到这样的苦果。
英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殖民地次官郑艾华指出，香港政府必须打破以前的作风，与中国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将英中关系带入一个新纪元。为了拉拢蒋介石，1942年6月3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接见中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时，曾经表示：“日本战败以后，它占领的全部中国领土，将由中国收复。”
1942年，美国从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出发，开始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质问英国为什么不早把香港交还中国，为什么不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1942年初夏，英国外交部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外务次官格善理到美国去，与美国有关方面交换两国对远东事务的看法。
格善理回国后向外交部汇报说，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一般都反对殖民主义，并抨击英国以往在殖民地的作为。假如中国要求收回香港，美国必会给予中国方面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在他被问及香港前途时，不少美国官员都不能理解，香港陷落前，英国为什么不愿意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废除在中国行使不合理的领事裁判权？
可是，格善理的汇报触怒了殖民地部主理远东事务的郑艾华，他认为当时的外交部充满了浓厚的失败主义气氛，而格善理简直是被美国人洗了脑。
稍后，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举行联席会议，格善理据理力争，认为英国实力已大不如前，应该作壮士断腕而保存全身，放弃一部分不重要的殖民地，以保存和巩固一些重要属地的利益。格善理还指出，香港和马来亚本来都属于放弃之列。
郑艾华对格善理的看法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英国不能只着眼于建立国际关系，尤其是英美之间的关系，去处理殖民地问题。
1942年7月，郑艾华在香港政府政务官麦道高的协助下，草拟了一份远东政策初稿，坚持英国在战胜日本之后，重新行使对香港的统治。
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邱吉尔完全予以拒绝。他态度强硬地说：只要他还是首相，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1944年，副首相艾德礼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解释说：邱吉尔的话含意包括香港在内。与此同时，英国努力争取与美国达成谅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态度发生变化。1944年9月，英美达成协议，美国同意战争胜利后，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仍由英国决定处理办法。
在英伦内部，关于是否交还香港给中国仍在争论着，郑艾华虽然驳斥格善理主张战后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论调，但他草拟的那份战后远东政策初稿也建议英国重新管治香港时，英伦当局应尽快与中国政府接头，共同研究香港的前途问题。谈判的基础是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强调在过去数年，中英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进退，希望在战后，双方仍然保持战时那种互相合作和信任的精神。
这份政策初稿最使香港人士注意的部分，就是郑艾华建议：英国该向中国及国际人士表示，英国政府理解到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对改善国际关系的贡献。假如中国政府期望，而香港居民又赞成的话，英国政府愿意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签定新约，以达成上述目的。
英国殖民地部常务次官贾达在阅读过郑艾华的建议书以后表示：第一、邱吉尔首相认为，大西洋宣言关于战后让殖民地次第独立这一点，不适合在亚太地区推行；第二、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这个提议该有保留。
贾达只同意在战后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有关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殖民地大臣格保尔更强调：纵然香港的地位十分特殊，在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战后英国也许需要同意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但是英国政府万万不得在这阶段决定把香港拱手奉送他人。有关香港的前途，应该与战后远东的整体安排一起研究。如果英国要交还香港，那就要中国在国内或海岸做出一些让步，使得英国得到某些利益。
郑艾华和麦道高接到这些指示后，又重新草拟一份新的意见书。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重关税的国家，在战后，中港贸易必然会受到诸多限制，香港的经济重要性，自然会相应地下降。因此，英国实在不必再拥有香港，反而要从其他途径取得比拥有香港更大的利益。
郑艾华的意见得到英国外交部多数人士赞同，但是，英国柏德信爵士及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艾梅利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在战后，英国应该重建在远东的地位，“尤其不能把英国百年来艰苦经营的成果，毫无代价的拱手让人。”
从1944年开始，英国最高当局已经决定了对香港的原则和政策。英伦内部有关香港的讨论，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但是，这说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英会谈，在英国内部，关于归还香港给中国，还是继续占领，都一直存在着争论。
珍珠港事件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英美等国变成了共同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中国远东战场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美英两国为了表明对华友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将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并开始向英国施加压力。据顾维钧回忆，罗斯福不止一次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他说，那里的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又十分靠近广州。
由于英国在欧洲面临着希特勒的强大攻势，无力顾及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香港、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相继沦陷。当时英国朝野有许多人主张把香港归还中国。有的人公开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居民都是中国人。一些议员认为，香港应当归还中国，对英国来说，它是个负担，难于防守。
蒋介石国民政府看到了收复香港的有利时机，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顾维钧曾接到外交部训令，要他在伦敦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训令指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
1942年10月下旬，中英修约谈判在重庆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宋子文，英方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英方提出的草案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中止1901年的《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但对香港问题避而不谈。
中方针对英国的草案，于11月13日提出了一份“修订草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