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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懂得，一切工作中的烦恼都不是生活中的什么大不幸，最大的不幸是没有能力应付突如其来的恶劣情绪。愤怒、消沉、自暴自弃都无济于事，反之，化愤怒为力量才能有所成功。首先做情绪的主人，才能合理地宣泄情绪，成为8小时之内的智者、强者、成功者。
不要做自卑的“工作狂”
对于嗜工作症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将来可言。
——（美）琼·戈梅斯博士
你可知道现代国家里首当其冲的职业危险是什么？不，既不是工伤事故，也不是肺病，也不是任何一种与职业有关的伤残和疾病，而是嗜工作症，通俗的讲，就是工作狂。大学教师吉米就是这样的人：
他每天投身办公室12到14小时。他不知道周末，也从未听说过假期。就算他有时睡得着觉也睡眠质量极差。他过不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常常就连家庭也没有。他从来没有安宁的日子，却总是很活跃，他的情绪总是一有厌倦就马上转成焦虑，可他好像从来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或是放松自己。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吃饭、喝水和睡觉。他驾起车来快如流星，对自己他也快马加鞭。
终于在上个月的一天清晨，吉米这台生机勃勃的“永动机”彻底停止运动了——人们发现他倒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是突发性心脏病。
吉米的死在同事们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都说吉米是自杀的，因为多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制造着今天的结果，只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便很少再有人提醒他。多年来他总是象酗酒般地工作，而又有哪个大酒鬼会有好下场呢？
其实像吉米这样的工作狂在我们身边不同程度的也存在。有人说这种工作狂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太逞强好斗，可细细回味一下却不难发现，恰恰相反的是，我们身边那些工作狂们不仅不好斗，反倒多数都很怯懦、温顺，甚至象头老黄牛，超乎一般的任劳任怨。
吉米正是这样的人。他的上司活尔夫的教授后来不无感慨地说：“其实，是自卑杀死了吉米。”吉米是全系学历最低的一位老师，毕业的学校也非名牌，因此虽说年纪也不算年轻了，而职称却始终上不去，自然一直很伤心，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于是便总想通过发奋工作引起别人的注意，以证明自己不仅不比同事们差，甚至还比他们更能干。
美国心理学家琼·戈梅斯博士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结论：90％以上的工作狂内心都隐藏着极度的自卑感，狂热地去工作正是一种逃避、隐瞒自卑的外在表现。
“工作狂”常被周围人们认为是热爱工作，以工作为生活重心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从不放松自己。而其实他们内心常隐藏着自卑带来的强烈的不安和不踏实感。
工作上遭到挫折，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与上司不合或升迁无望；在某些方面能力不及同事；个人家庭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缺陷等因素，都能招致自卑感的产生。
对于一个在工作中有自卑感的人来说，他每天最少可以找到十多个例子证明同事瞧不起他，有千万个理由要出人投地，更有无数借口自圆其说，暗地里自怜自叹一番，然后又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工作里，去冲淡烦恼和自卑。
孰不知这种畸形的工作心态，简直是一个无形的潜伏杀手。在持久地拼命工作的人中间，心脏病和脑中风是两大典型疾病，其它诸如消化道溃疡、酗酒、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中风、高血压、吸毒、精神分裂症等也屡见不鲜。
“工作狂”们据以申辩并不断为自己打气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将来而奋斗。”但把此病列入杀手之中的琼·戈梅斯博士却提醒说：“对于嗜工作症患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未来可言。”
事实上，自卑并不是不治之症。因为人人都曾有自卑的经历和理由，因为老天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永远优待或者永远虐待，因为我们每个人手里都会同时捏着头等牌以及劣等牌。只不过有的人太在乎劣等牌的不足与缺陷，而又太迷信头等牌的力量与神奇，甚至仅仅因为一两张劣等牌的在握，便轻易否定了全盘的输赢。于是越发高估别人，小看自己。
《庄子》中有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上大赋予了于舆很多缺陷：驼背、隆肩、脖颈朝天。朋友问他：“你很讨厌自己样子吧？”他回答说：“不！我为什么要讨厌它呢？假如上天使我的左臂变成一只鸡，我就用它在凌晨来报晓；假如上天使我的右臂变成弹弓，我便用它去打斑鸠烤了吃；假如上天使我的尾椎骨变成车轮，精神变成了马，我便乘着它遨游世界。上天赋予我的一切，都可以充分使用，为什么要讨厌它呢？得，是时机：失，是顺应，安于时机而顺应变化，所以哀乐不会侵到我心中。”
这位古人是多么自然、喜悦地去接受、欣赏自己、毫不自暴自弃，而且顺应客观，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潜能和短处，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自古以来所说的“超脱”、“潇洒”。
工作狂往往是因为自卑，自卑是因为有缺点和缺陷。而想通过狂热地工作去掩饰缺点和缺陷则，就像用纸去包火一样，常常弄巧成拙。反倒不如正视缺点、展露缺点，这样不仅解脱了自己的苦恼，也让别人不会太在意那些缺点了，甚至还有些喜欢那虽丑却真的东西呢。
众所周知，所有屏幕上的节目主持人十有八九都是俊男靓女，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吃这碗饭的，却又奇丑无比，又不青春年少，实在是在这行里没有半点竞争力，总该深为烦恼和自卑了吧？然而有人却不，一点也不。那就是台湾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凌峰。
他眼睛小小、鼻于平平、眉毛稀稀、脸庞线条模糊，头上寸草不生，这副长相却要坐在千万人面前做登大雅之堂的主持人，也确实有点使人难过。
可凌峰却从没有自卑过，多年来，他正是持着这满把的劣等牌走遍海峡两岸，在同行中风格独具，长胜不衰。他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缺陷的：
“很高兴见到您，您很不幸又见到我。”——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主持人的开场白。场内笑声一片。
“最奇怪的是，一样的品种却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实。”——当他得知漂亮的主持人与他祖籍相同时。场内大笑。
“男人见了我自命不凡，女人见了我感到安全。”——场内哗然大笑，掌声一片。
“中国五千年的苦难都写在自己的脸上。而且，我是南人北相，在南北都受欢迎。在内蒙古，那里的朋友对我很认同，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单眼皮；去西藏也很受欢迎，像我的长相披上一件袈裟。像不像一个喇嘛？！”随着他形象而夸张的模拟动作，场内掌声如雷。观众大笑不止，气氛达到高潮。
这是一个以丑为资，利用自己的缺点征服亿万观众之心的典型。现在几乎没有人不会轻易想起这个真诚的与陈佩斯比头亮的“台湾小丑”，无不为他幽默坦荡的胸怀所折服。
自信固然是十分重要，但并不是要使你成为一个昂首挺胸的机器。承认自己的不足，正视它们，并且在交往中不要刻意去掩饰它们，将使你获得更多的好感。十全十美只能使人敬而远之。
人有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缺陷而自卑，因自卑而虐待自己。
常叹“怀才不遇”的人难得志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 李白
笔者上大学时，非常崇拜系里一位青年教师，这位先生口才奇好，知识渊博，写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他的课上从来没有人打磕睡，交头接耳，甚至还有一些外系的同学慕名来听。枯燥的《西方哲学史》被他讲得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却从未见他带过一页讲义，同学们都暗称其为“天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却从未获得过应有的重视和优待，系里领导对他印象很不好，他的课程也从给大四学生上，逐渐降到给大三上，给大二上，不久前据一位留校的同学讲，他现在只能给大一新生上课，一周只有四课时。问及原因，同学只是平淡地说：“如果你是领导，难道喜欢一个天天恃才傲物，自认怀才不遇，被大材小用了的人吗？满世界又不只他一个人是人才！”
回来细想一番，的确有理。
翻开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曾经“怀才不遇”的人才实在太多太多。仅从先秦到唐代，有才而又终未得用的人就比比皆是，像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陶渊明，像孟浩然、王维、杜甫、李商隐、李贺。尤其是李白，可谓中国最有才气的诗人，最终不也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吗？
事实上，虽说令他们“不得出”的原因有很多生不逢时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但却与他们自己的孤傲、不羁有很大关系。
唐代有一位大诗人，有一天到皇宫里去找自己的朋友聊天，不巧皇帝驾到，连忙藏到床下，但被皇帝发现了。皇帝一问知道是当世的著名诗人，不但不怪罪，反而十分高兴，当即命他作诗一首。
这位诗人以为就可脱颖而出了。立即使出浑身解数，迅速赋诗一首，首先称颂了当今皇帝的圣明，然后谦虚地说自己“不才”，本领太低，因而一直得不到皇上的重用。
皇上看了开头，还比较满意，当看到“不才明主弃”一句时，脸上立刻阴云密布，皇上心想，你这不明明是说我不识才吗？是说我把你的才能给耽误了，这真是从何说起，你从来没找过我，怎么谈得上“弃”字，我一向求贤若渴，今天听说是你，不但不怪罪你私闯皇宫，反而有意提拔你，没想到你原来以为是我误了你的才华。那好吧，你才华出众，我用不起你，你另请高就吧。
这位大诗人就这样失去了他梦寐以求的从政机会。
然而悔之完矣，谁叫他要表示“不才明主弃”呢？
因此，在上班时的言行和态度上，注意不要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心思。
同理，也不要流露出“大材小用”的心态，很多青年到了单位后，一心要作出一番成绩来，可是一天到晚干的却是简单的工作，是小学生也能干的工作，便不安心工作，觉得上级大材小用，言行举止中无意识地便会透露出来，上级一旦知道，就有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想法，如果你小事也没干好，上级对你的看法就会加深，这对你今后在单位的立足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问到很多领导对年轻人的看法，回答大都是大事不会干，小事又干不好，还老觉得自己委屈得要命。这种“眼高手低”的年轻人真是太多了。
怎样纠正这种看法呢？首先注意不要流露出“大材小用”的心态，要一丝不苟地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力求获得上级的认可，满足他们的要求习惯。其次，应该积极寻找机会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就像当年毛遂自荐一样。通过你的工作成绩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下级推选你，同事赞成你，上级提拔你。正如孔子所说，“不患无位，患无所立”。
为什么众多的文学家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为什么青年容易有“大材小用”之感？也许这里面有一些传才傲物的成分？年轻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估价过高，恨不能一夜间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文学家自认为自己才华过人，出口成章，觉得官场上那一套程序不可耐，每每得罪于官场。如陶渊明个性刚直坦率，不能忍受作小官的种种拘束，便屡屡辞官。他最后一次作官是在彭泽当县令。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得很详细，说他当了80多天县令后，上级部门派的一个督邮来了，县吏告诉他，应该换好官服去接待。当时地位低的官去见上级是要弯腰行礼的，陶渊明哪里能向一个无名小辈行礼呢？于是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然后打点行装，回家过农夫的日子去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一段佳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尽管你陶渊明“猛志逸四海”，愿意“大济苍生”，但实际上，你连一个县的百姓也没“济”好，只“济”了80多天就跑了，你也许有奇才，也许当县官是大材小用，但你这一跑，谁还知道你的从政之才呢？还怎么施展你的才华和抱负呢？
年轻人有“怀才不遇”和“大材小用”之感是正常的，因为人才实在太多了，而一个人只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占全的时候，才能彻底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在单位尽量不要流露出来“怀才不遇”和“大才小用”之感，以免造成上级不必要的误会，给自己的发展增加阻力，增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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