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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采石场看上去非常单调，单调得有几分荒凉。山脚下婉蜒着早已变成锈色的红砖围墙，围墙上盘桓着黑色的电网，青灰色的天空衬着青灰色的山岗，我几乎想象不出毛京那样一个多感而透明的性格，在这样刻板、肃杀的环境中，怎样了得。
这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管教干部们听到毛京这个名字时神情冷漠，由此我更加明白了毛京死时的孤独。他就那样孤独地无声无息地去了。没有遗物。
只是在我返程的时候，一个上了年岁的干部站在采石场空旷的路边，他衔着一只奇形怪状的烟斗，看着我从面前走过，长叹一声：“忘了他吧，人死如灯灭啊。”
十几年过去，这声长叹一直在我心中留下经久不息的回响。我知道，一个青年来到世上，后来他不幸，后来他死了，后来人们把他遗忘，没有任何悼念，谈不上身后衰荣。这是个多么平常的故事，也许任何一个导演都不会满足于这故事的简单和原始，任何一个导演都要把这故事的主人公描绘得更完美更丰富更戏剧性，我满心以为他也喜欢了毛京，愿和我一同回顾，因此相聚与谋，其实他有他的看法和盘算，这些天倒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
怪不得我常常觉出这个世界已经老了，在这世界上挣扎跋涉的人们已是风霜满面，尘垢满身，已经让虚伪、欺诈，贪欲和冷酷素得麻木。当这时我回想起毛京，我青年时的伙伴和恋人，想起他那天真明亮的双眼，他的纯洁无邪的灵魂，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迸流。
他是那样一个绝顶聪明、富于激情，又柔弱如水的青年，他跳舞跳得真浪漫。
他多像歌德笔下的那位诗一样的少年，所不同的是少年维特由于爱的绝望而丧失了生活的力量，导致心灵的枯死和肉体的自灭，而毛京则把一线遥远的温暖看得那么迫切和重算他是带着对也没和未来的愿花购银牌椰风击白。
导演有四五天没露面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肖琳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她带回一张四天后的火车票。我们挤在闷热的厨房里，我烧饭她替我摇着扇子，我说我知道北京火车票非常难搞，上次路过火车站还看见公安局约正在抓、“票员？……但肖琳似是另有心事，神色不属没有谈欲。晚饭的气氛也莫名其妙地有些沉闷，我看出她吞吞吐吐欲言不言食欲不振，于是笑问：”想你爱人了？他什么时候回国？“
肖琳也笑笑，却笑得吃力而且无味，她放下手中的筷子，迟疑着说：“今天，今天中午，孙导演请我到新侨饭店吃午饭……”
“啊，我说你现在怎么吃不下了呢。”
“他们制片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去了。”
肖琳严肃的面孔使我紧张起来：“是不是，我的剧本不行？”
“呕——，差不多吧，孙导演是说了这个意思。”
“已经决定不用了吗？”
“用还是想争取用，但是得做较大改动。孙导演这几天已经着手帮你改了，他是希望你能同意……”
“他改了什么？如果要我同意的话，为什么不当面和我商量，而要请你去？”
“他要你同意由他和你一道担任这部片子的编剧。”
“什么？”我愣住了，刹那间似乎也明白了。
“当然，著名的排列上，还是你在前面。”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看来在今天的“工作午餐”上他们已经听起来几乎是别人对我的一种恩赐。我尽量克制着问：“那位副厂长呢，他是什么意见？”
即便我不问，肖琳也要说到制片厂的这位领导了，“副厂长说，孙导演在怎样提高剧本质量方面确实动了很多脑筋，不但和原作者多次商讨主题和情节的安排，4他说，名字还是原作者排先，稿酬怎么分配可以商量，钱是小事。孙导演的修改本这位副厂长已经看了，他觉得修改本融进了孙导演对生活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提炼，比你原来的剧本更丰满更成熟了，主题也更鲜明了，基本上已接近上马拍摄的水平。当然，他也说，你对孙导演署名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甚至拒绝。但是孙导演在剧本上的艺术劳动用什么形式给予承认，厂里也要考虑，在没有考虑出方法以前，恐怕暂时不能列入拍片计划。”
“有意思，”我冷笑，“能把恐吓说得这么道貌岸然，也是一种水平。”
肖琳避开我的直视，“我觉得，我觉得，”她迟疑抬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我感到一种落水似的冰冷，我坚决地摇头：“不，我不同意他改，钱可以给他，但这个故事是我生命和青春的回忆，要改哪儿，得和我商量。”
“你不让他改，他就不拍，你怎么办？”
“我另找人拍。”
小敏，事情到这时候千万天真不得了，有了这个合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你这个剧本，他自己当编剧，只要在片头上加一行字幕，说明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就算是合法了。说穿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他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你的问题，你千万别跟他们闹翻了，倒霉的是你。刘敏，我一直认为这部片子是否能上对你特别重要，中央都说让知识分子自我改善，你再不改善改善自己的处境，难怪女儿不认你！“女儿，说到女儿我已无一语，只能向隅而泣。
肖琳被这泪水弄得迟疑了，她走近我揽过我的肩，用力搂了一下，叹气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晚饭凉在桌上，谁也无心再动杯著。肖琳要赴个约会，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独自收拾桌面，独自坐在电视机前。新闻联播里全是工农业大好形势，先进经验、模范人物，或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庆典，载歌载舞，粉墨登场。夏末之夜，习习凉风送来附近街上夜市的喧哗，邻居的录音机也放得很响，我弄不清是爵士是摇滚还是什么别的新潮。在音乐的砰然撞击中，夹带着男欢女笑。我知道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大城市。世界多么热闹，究竟是我自己老了，还是这个世界老了？是不是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才老气横秋，才与这其乐陶陶的夏末之夜格格不入？
从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上看，我教书育人的那片山区此时正下着雨。那是个多雨的山区，烟一样的雨总把山岗洗得浓绿，那浓绿总执拗地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原色，总与孩子们的歌声笑声和谐一律。孩子们之间也总勾心斗角，但毕竟青春少年，连勾心斗角也总那么天真单纯。
也许我不该来北京，这暑期我本应该和往年一样呆在山里，我似乎已经属于了那片天地。如果不是多年来毛京的灵魂不断地袭扰和笼罩，我可能会放弃对女儿的苦苦寻找，也不会写出这个剧本，把终生的思念与感叹，用一纸合同，用六百块钱，卖给一个本来不相为谋的陌生人。
楼上录音机的音乐无休止地撞击着四壁，在千篇一律的节奏中，我忽然发觉有客来访，正在严肃地敲击着我的房门。我拉开房门满腹狐疑，“请问您找谁？”
“我就找你。”不速而来的是一位老者，从他保养得很白净的气色上，几乎看不出年寿几许，只是眼神里流露出的一种异常明显的疲惫，使人觉出一丝苍老。
“我没认错吧，你就是刘敏同志。”“是的，我也没认错您，可现在该怎么称呼您？”
老者尴尬地移开目光，环视着屋子，不请自坐。和那位导演一样，他也选中了那张竹皮圈椅。
“天下真小，”老者顾左右而言它，“你父兄还在么？”
我抱肩站在他面前，无动于衷地答道：“父亲病死了，哥哥还在牢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进去的？是按什么罪，文革中打砸抢？”
“没错。”
“你呢，听说你一直在山里，离群索居？”
“没错。”
“唉，应该说，你也是受害者，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时候你哥哥，你们家，何等风云一时啊。”
“与我何干？”
“是的，那时你很年轻，干了错事，也有时代和历史的责任，现在落到这样的处境，我能理解。”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那你呢，你来北京，去找小津，难道还要对她这种单纯的女孩子翻扯那些谁也不愿再提起的往事吗？”
“我是母亲，只想母女相认，过分吗？”
“你应当尊重历史，这么多年了，你丝毫没有承担养育她的责任，已经没有资格再做她的母亲了。为了这孩子的前途与名声，你也不应该再找上门来。”
“你错了，我，还有她父亲，我们一生去留清白，无愧于后代。有愧的应该是你，你怎么能和孩子父女相称，你难道不怕你早殁的儿子在九泉之下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吗？你没觉得他在看着你吗？回答我，别沉默！”
“……十八年了，我替毛京养了这孩子十八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养父女的关系，我以女儿待她，有何不可！我倒要问，引诱我儿子下水，又把他迫害致死的是谁？是你和你那个造反派的哥哥，你们弄得我家破人亡，这是谁也忘不了的历史！现在我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我向前看，不提了，对子孙后代也不提了，难道你反倒不愿让人忘了你？”
“我只想母女相认，孩子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世，应当知道她父母并没给她耻辱。”
“你要真心爱她，就离开她，她今年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去了，突然冒出你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社会关系，怎么能没有麻烦。要是影响了她的事业，她会恨你一生！当然，我知道你这些年在乡下，挣钱少，我可以给你些帮助。我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不是富翁，但只要你以后别再来纠缠，我可以一次性的给你些生活补贴，而且可以给你保密。”
“原来是这样。可惜我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见人，不清不白的恰恰是你，你违背人伦，让孙女喊你爸爸，你拿钱想保住的，就是这秘密！”
“你这个……堕落的女人！”
“堕落的是你，你们堕落得已经没有人味了！”
“谩骂是没有用的，告诉你，我革命一辈子了，风风雨雨都见过，你是不会得逞的。”
“好，好，看在你儿子的分上，别逼我和你打官司，国家有法律在，你敢不敢打官司！”
“笑话，不要说我现在还穿着军装，组织上还让我负责很多工作，就是彻底回家养老了，我也不会跟你这种女人去打什么官司！”
毛成放，毛京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真如军人般果断地站起，板着脸向门外走去。
“等一等，”我心慌意乱地喊住他，尽管我一直以为母女骨肉，天然血缘，任何人不能割断，可此时竟忽然感到一种失败的绝望，“看在毛京的分上，求求你，把真情告诉孩子吧，让她自己决定…··”
“不劳提醒，我当然要告诉她，现在她已经知道了你和你的一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她不愿再见到你。自古忠臣出逆子，就算我没有毛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可小津是无辜的，她的经历很单纯，她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出身背上包袱，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过去的不幸和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再塞给她，我养了她十八年，我有权利这样做。“
毛成放直直地看着我，哆咬着一言不发，他猛地拉开房门，愤然跨出屋子。楼道里似乎有些异样，我们不约而同看见昏黄的楼灯下，肖琳佝倭的身子和苍白的脸，我听到她有气无力地呼唤着我，呼唤着我的小名，那微弱的求援的呼唤刹那间唤出我无数久已忘却的体验……
九直到黄昏降临医院里才安静下来，看病的和探视的瞬息间退潮般地离去，走廊里空空如也。夕阳残照从墙上慢慢消退，留给人无尽的凄惶与倦意。
肖琳的儿女在黄昏前已经赶到，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养品，一左一右倚偎着床上的母亲。人到此时不能不感到生儿育女的好处，而在这之前医生们都把我当成肖琳的亲属，要填表要交钱要签字全要我负责。肖琳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尽管她那副急急风的性格得这病不算稀奇，但她年龄已过不惑得这病又令人稀奇。麻药还未打，那位慈眉善眼的护士长把我叫到一旁。
“这病不大，”护土长说，“可也算是急病，手术早做比晚做强。所以呢我们得和你商量，今儿我们科的麻醉师一个请了假去换煤气本儿，再不换就过期了；另一个约了人盖小厨房也没来，可咱们救死扶伤怎么也不能把病人给耽误了，所以我们现从别的科借了两个下了班的麻醉师，这俩人的加班费可就得你们家属出了，因为人家是自愿业余帮忙的。每人二十块，一共四十块，您看您要是没意见呢，咱们今儿就把手术做了。”
我说：“我出。”
护土长说：“好。另外我们这地规定麻醉师每天每人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