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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基本核安局劝我小街E脸分场政工股船断民三个人找他正面谈了一次话。
马盛利被政工股长领来时，步态矜持，进门后点头同我打了个招呼，一本正经，不卑不亢，对小样则连理都没理。
“马盛利同志。”我开门见山，“据群众反映，地震发生后，二队的老吴同志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下身，食堂的邢管理员一个人搬不动，正巧你从那儿路过，老邢叫你帮忙一块把老吴同志救出来，你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马盛利慢悠悠地反问：“请问这是谁反映的，唆？”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马盛利同志，我是代表工作队找你谈话的，群众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你应当正面回答。”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口气之果断，态度之委屈，之愤慨，足以令一切发问的人都心虚几秒钟，可是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既有邢管理员的证明，又有老吴的家属根据老吴死前的话所做的揭发，似乎是铁证如山的。于是我问：“你是说，不是那回事，还是说，没有那回事？”
他略略反应了一下，说：“不是那回事。”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讲开了：“毛主席说过，一切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在研究一切问题时，都不割裂特定的历史环境。嗅，光那么一说，我路过那儿，老邢叫我救吴队长，我说不救！能那么简单吗？我路过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
“马大夫，你看，这不是向你了解情况吗，没有别的意思。”政工股长连忙拿出一副安抚的口气。
“这叫了解情况吗？一上来就质问我。好像和犯人说话似的……”马盛利反倒来劲儿了。
“那么你路过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耐着性子。
“我找我的裤子去了！那天晚上我把裤子洗了，晚在球场那儿了，我的宿舍塌了，我光穿着条裤子跑出来的。”
天下真有这么一种人，就是再没理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受了一委屈。马盛利滔滔不绝，一副正义在握，真理在胸的样子，理直气壮地说：“那时候的特定环境你们根本不知道，房子塌了，到处是死人，伤人，谁管谁呀，根本不像你们在北京想的那样，死个人，多大事儿似的，我们这儿死人多啦。”
一直没吭声的小祥忍不住了，厉声打断他：“你知道不知道吴队长是怎么死的？”
马盛利斜了小祥一眼，不客气地说：“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他是出血过多，下肢伤口感染，引起高烧，造成心力衰竭，导致今盛利侃侃而现做着纯粹内行路阐述。陈小作跳起粉红着脸骂道：”你还算人吗！吴队长就不值你一条破裤子？你还是医生呢，你连人都不配当！“
马盛利开始吓了一跳，继而镇定下来，皱起眉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的口气，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像打架似的行不行，这可是工作队找我谈话，告诉你，嘴巴干净点。”
“我就说了，你不是人！”小祥把袖子都把起来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们吵起来，便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马盛利，你可以走了。”这几乎是用了对待犯人的口吻，马盛利愣了半天，却没能发作，沉着脸走了。
八分场的政工股长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僵局，惶然不知该如何善后了。见我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不好说什么，便转而埋怨小样。
“你也太没经验了，谈话哪儿有这么谈的，这件事，就是再大的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出口伤人呢。”
“人民内部？”小样梗着脖子骂了一句难以形诸文字的脏话，然后说：“我根本不把他当人看。”
小祥，说实话，我原来光是以为你生性老实、勤快，又特别拘束，没想到你也会这样骨梗激烈，说出话来也这么噎人。哦，我想起来了！你曾毫无惧色地要独自闯入那漆黑泥泞的三十里长堤；你敢于一个人骑自行车往返几百里到唐山去，所有这些，连同你那么熟练地骂出来的脏话，又提醒我注意到你和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青年存在多么大的差别，你毕竟有着非常粗野非常强悍的一面。
离开政工股的防震棚，小祥气鼓鼓地不愿说话，我主动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妈的，清河水就喂了这群软骨头，一个大师傅，一个医生，没人敢得罪。”
他答非所问，而且矛头所指，似乎也转移到政工股长的身上了。
我们走到路边路树下‘，沿着大路都是这种推绿俄绿树根对。杨。太阳晃得人眯着眼，可一到树荫下就立刻觉得凉爽起来。头顶上的知了哇哇的聒噪，自近而远，顺着大路响去，给人带来一种橡源脆航的振奋。
“喂，你说怎么办？”我微笑一下，又问，像老师考学生。
“u悄科长见识见识他吧。”他嘟囔一句。
“肖科长到总场开会去了，明天也回不来。”
“那你说吧，你是工作队的。”
“你现在也是啊。”“”Wrf73bL。，他不知跟谁赌气。
沉默片刻，我说：“嘿，跟我去总场告他，敢不敢？”
“告谁？”
“你敢不敢？”他瞪起眼睛。
我笑了一下：“我是工作队的，有什么不敢，怕他以后不给我开病假？”
他也笑了，“走！”
说走就走。我们当天就回到总场，三十多里地，他骑车带着我，车蹬得飞快，我从来没坐过这么疯的“二等车”，可又不愿露出害怕来，横着心准备挨摔。我那时在他眼里是个有经验的老同志，老大姐，我要尽力保持这个形象。
总场正在开头头们的会议。
那几天，犯人中流传的那个谣言越来越稀奇古怪，情绪不稳已开始表面化。我们和马盛利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五分场几个犯人居然把一个队长打了，气焰嚣张。
总场召集的紧急会议从第二天晌午一直开到傍晚。我们在开会的防震棚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洪场长从里边出来，我们把马盛利的情况先向他汇报了一遍，他的反应居然比我们想像的激烈得多。
“这简直是犯罪！见死不救，国法难容！”他怒气冲冲，当即领我们去找孔局长。孔局长开了将近一天的会，形容疲倦，无精江采地所帮们说完，开始并不太重视。，后来听到洪场长吉说起马盛利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不知是觉得事情严重还是听了新鲜，总算动了点兴趣。
“怎么叫‘间接故意杀人罪’？”
“犯罪人明知如不采取行动将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而拒不采取行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就构成了一种‘不作为’的犯罪，马盛利还不够吗！”
孔局长是军管干部，搞公安是半路出家，对法律几乎一窍不通，但听听也有道理，于是说：“晤，我看处理他一家伙也不是不可以。”
晚饭我们就在工作队的灶上吃了。吃过饭，我和小祥在河边洗碗，一边商量着是赶回八分场去还是在这儿住一夜，看见肖科长在不远处洗衣服，便过去把这事向他说了一遍。他说这事不能光这么口头说说，要想把马盛利处理了，就得写个正式的报告，交给孔局长批。因为知道了孔局长已经有了那么个态度，所以肖科长同意报告就用驻几分场工作组的名义写。
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写报告。那时工作队的大多数同志都下分场去了，棚子大部分空着，有的干脆把床板拆了当成放置救灾物资的仓库，堆满了铁锅铁勺塑料布之类的东西。整个驻地显得冷冷清清。我们在工作队那个女同志的棚子里，随便挑了个干净些的空床，我写，他抄，天黑前便完工了。我看着那几页抄得工工整整的报告，突然觉得被吸引了，哦，这是多么洒脱、流利。有才气的字啊，完全不像一个穷乡僻壤出身的青年所能写出来的字。
“这还不错？”他马上红了脸，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可我知道每逢别人夸他的时候，他内心总是很兴奋的，连眼神都会变得温柔起来。
我又说：“你姥姥说，将来要让你上北京工作去。”
他慢慢收起脸上的兴奋和腼腆，摇一下头，“听她瞎说呢。”
“你不想去？”
“我哪儿去得了。”
“要是去得了呢，你去不去？”
“不去。我对这儿熟了，这儿的好坏我都知道，可北京是什么样儿，上北京我大概连马路也不会过呢……”他笑起来，突然用一种朗诵式的声音念道：“啊，我爱你宽阔笔直的马路，爱你高耸入云的楼房，爱你富丽堂皇的剧院，爱你五光十色的商场，啊；繁华美丽价城市……”“唉，那儿倒是好，可惜不属于我。”
小祥，你是个爱幻想的人，喜欢追求一种无缺陷的美，你又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保持着中国人信天命而尽人事的古老本色。你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的生存空间，“花在树则生，离校则死；鸟在林则乐，离群则悲”，皆同此理。可我又不全赞成你的克己精神，一个青年，如果完全没有想入非非的、甚至不妨有点狂妄的向往，是不是太古板了呢？青春必与无穷尽的向往同在，所以青春才是玫瑰色的。
但是和继平相比，我又觉得还是你对，你并非没有向往，只是你的向往更偏重于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和感奋，至于其它方面，连古人都说：“知足不辱”。
“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忧。”继平如是。你出身于名医之门，和新中国同时诞生，从小到大，除了在“文革”中受了几年观和“触及灵路‘均未”触及皮肉i’的惊吓外，几乎没，有吃过一天苦。你至今都不知道中国的农村究竟穷成什么样，这在饱经忧患的“同龄人”中是相当少见的。可你仍然总是一副受了委屈的脸色，好象天下数你最倒霉似的。
你每每提到你那几个在体工队或者京剧团里当按摩师的学生，出国到了日本后，如何凭了那点粗知潦草的本事，摇身而成了名噪异国的“推拿专家”，口气中的嫉妒多于不平。假使仅仅不平，倒还害了，中国人自己的学问，要是非得受到外国人的赏识，国人才肯跟着认数的话，终究不是个叫人痛快的事情，但若为此生妒，也就实在不值得了。
有一次你兴奋地对我说，有个英国商人对中医发生了兴趣，想邀请你去英国合开诊所。为这事你几乎一夜未眠，当真地计划起诊室该主治什么病种、设些什么科目、如何做宣传广告之类的ha＄来了一v“关键是办！润分成问题。英。my讲究外。tjgt色，不象日本鬼子那么爱占便宜。”你对英国人的好感在那一天中翻了好几番。计划完了，你又郑重其事地说，要带我一起出去。
去英国？啊，研究一下莎士比亚对美国早期文学的影响，倒是个不坏的题目。
见鬼去吧！
“我才不信呢，你就真的不想出国？”你总是想当然地笑笑，你并没把虚伪看得多么丑恶。可我憎恨虚伪，因此我应该承认：我想出国。
就是那年，学院政治部找我谈了话，也填了表，也做了体格检查，去美国进修的一切手续似乎都办齐了，连那位刚刚调到我们研究所才三天的“罗营长”也一本正经地祝贺过我了。可最后上飞机的不是我，却是他。据说他父亲是个将军，虽已离休，但在战争年代和学院的党委书记有过患难之谊。他调到我们这儿以前是部队上的营级干部，再以前当过几年“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他“罗营长”，绝不是恭维，当然也不全是讽刺，或者仅仅是自嘲吧，“咱们这儿都快成连队了。”
“他到美国可别露怯，别把福克纳当成哪一届美国总统……”背地里都拿他取笑，那些最乐意当我面说的，或许还是为了给我出气。
不知是为了安慰还是为了补偿，两年后学院党委在讨论我们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有人提了我的名。据学院人事部一个打字员的透露，提我为副所长的报告已经报到院党委去了。不久，研究所的第一把手也非正式地向我“吹了风”，可最后结果呢？如同两年前出国那件事的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里新班子一公布，高榜提名的，恰恰是那位刚刚从美国回来还来不及喘口气的“罗营长”。
提拔的根据是相当理直气壮的：留美学生，中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提？
可究竟学到了什么？不甚了了，回来后召集全所做了次“学术报告”，言不及义，讲的都是在外国如何利用课余去餐馆洗盘子节省国家的学费；和美国人如何团结、如何斗争、又如何皆大欢喜的“花絮”之类。他的一副相声演员的腔调引得那些年轻的资料员和年老的科室干部们捧腹大笑。搞研究的人谁肯浪费这份功夫，一个个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