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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整个进步思想界中，进化论还占着重要的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特别是杂感看来，他的思想也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进化论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生物界现象的相互联系，肯定事物的发展一般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说的出现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方面重大的胜利。马克思曾经称达尔文的著作为“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基础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623页，三联书店1957年12月第1版）。但是，进化论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科学领域代替阶级论来解释社会斗争。社会发展又有它本身的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动的社会尔文主义者就曾经利用自然进化现象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给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认定以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法则。进化论观点虽然约束了鲁迅的思想，但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本不同，也没有象《新青年》里其他一些作者那样强调“生存竞争”以鼓励社会斗争，甚至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曲解社会进化的意义。鲁迅从斗争的现实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伸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鲁迅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阶级对立的事实往往为新旧冲突的现象所掩蔽，他还不能够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矛盾的根本核心正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另一方面到一九二三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战，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除了杂感，鲁迅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又写了二十几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这些小说，如他自己所说，是从“为人生”出发，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注：《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和当时许多所谓“乡土文学”里仅仅对农民表示同情不同，鲁迅写出了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和不得不革命的境遇，在揭露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了农民本身的弱点（如阿Q和闰土），他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爱姑），在形象创造中蕴藏着为同类小说所没有的向历史控诉的深度。在他笔底的知识分子也和许多作品里风行一时的所谓苦闷的青年不一样，鲁迅刻划了知识分子欲起又落的心情，赞扬他们的斗争，鞭挞他们的颓唐和动摇（《在酒楼上》、《孤独者》）。在《伤逝》里，描写了“五四”当时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肯定涓生和子君的结合，同时又给那种建立在个人幸福上的过于天真的追求以幻灭的结局。认为个性解放需要和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这就反映出鲁迅这一时期对个性主义看法的改变和进展。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思想，虽和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着距离，然而由于鲁迅对时代的敏锐的感觉，在五四运动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坚决地“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因此他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和角度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这样他的作品不但高出于一般作家的水平，而且符合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要求，体现了他在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作为文化革命主将和旗手的杰出的作用。
“五四”高潮退后，资产阶级右翼从统一战线里分裂出去，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新的彷徨和苦闷，鲁迅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的感觉。他战斗着，同时又思索着和探求着。正如他稍后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触剖我自己”（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除了《彷徨》里的一部分作品外，他又以散文诗《野草》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情。“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注：《坟·写在〈坟〉后面》。）他经常和青年往还，公余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五卅”前后，他已经注意到了“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注：《集外集拾遗·〈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这一现象，还认为苏联的某些诗人，“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说明这时鲁迅已增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和了解。一九二五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这两次事件中，鲁迅对主张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展开激烈的论战，揭去“现代评论派”欧化绅士们虚伪的面具，指出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正是帮凶的把戏。鲁迅从群众斗争中看到年轻一代的勇敢和无畏，“屠伯们”的卑劣和凶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一般的斗争方式不足以对付统治阶级的暴戾，“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他已经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八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十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经中国共产党提名，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注：《两地书》六九）。到广州后，他和党的组织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四月十二日，大资产阶级篡夺胜利果实，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于“四一五”发生空前的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多的血，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注：《三闲集·序言》）。他彻底地抛弃了进化论，实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并把这个叫做“事实的教训”（注：《二心集·序言》）。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以文艺为武器，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寻求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途径，到此才发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注：《二心集·序言》）。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他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曾应上海学生之请在各大学演讲。一九二八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一九二九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华》，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因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样就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作过深刻的研究，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原来的知识在科学思想照耀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焕发着新的光彩，反过来又深化了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战果。这个组织以有鲁迅这样的旗手而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它团结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树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亲自和宋庆龄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一九三六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感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一九三年起，他一共写了八本杂感集，一本象杂感一样同是“为现在抗争”（注：《且介亭杂文·序言》）的根据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其中三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