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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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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短诗均发表于《语丝》周刊,后一首发表于《狂飚》周刊)等抒发一种狂飚突发式的感情,多少显示了当时蓬勃高涨的爱国浪潮的某些侧影。一九二九年写成的五幕诗剧《风火山》,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语言的芜杂散冗和表现手法的空幻不实,以及《风火山》里反现实的歇斯底里式的描绘,使作品受到损害。以上这些作者,有的后来改从其他专业,有的则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第二节: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而外,在众多的文学社团中,创作活动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还有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社团。
  《语丝》“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注:《发刊词》,载《语丝》创刊号)。它曾设“随感录”、“闲话”等栏,针对时弊,登载大量杂感,也发表过不少散文和其他作品。对于这些文体的倡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而有“语丝派”之称。被称为这派“主将”的鲁迅,除在周刊上发表过《高老夫子》、《离婚》等小说外,还写了后来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里的许多杂感以及散文诗《野草》。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语丝》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了一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注: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的战斗特色。在一九二四年末因驱溥仪出宫而跟“遗老遗少”们进行的斗争中,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九二六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腥屠杀的斗争中,《语丝》一直站在进步阵营方面。以鲁迅为首的钱玄同等社员以及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等社外进步作家均曾撰文,参加对反动势力的讨伐,配合了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揭露《现代评论》经济上受军阀政府津贴、政治上取媚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方面,《语丝》的袭击尤为猛烈。正是从这一系列斗争中,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一种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语丝社成员一部分发表在早年的《晨报副刊》和稍后的《京报副刊》上的文字,风格也大都与此相近。即如孙伏园的散文《南行杂记》、《长安道上》等篇,名为游记,仍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记叙中夹着议论,对腐败污浊的社会现象多所抨击,极少山水景物的单纯描写。语丝社这种注重社会批评的文体,为后来“左联”时期战斗性小品文的发展开了风气。
  但《语丝》上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他写了大量散文。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到一九二七年编定的《谈龙集》、《谈虎集》,在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尚有不少文字(如《碰伤》、《沉默》等篇)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平民文学”主张,转而认为“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注:《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中庸”与“费厄泼赖”(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表示不屑“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宁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注:《十字街头的塔》,《语丝》第15期)。而在《夏夜梦》、《托尔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击苏俄的产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审查制度、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随笔体散文(《雨天的书》、《泽泻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边琐事的圈子:“谈酒”、“喝茶”、“苦雨”、“怀旧”、“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技巧娴熟而意味消沉。《过去的生命》集中所收早年的白话诗,较多表现“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思索,其代表性作品如《小河》、《歧路》等曾在发表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总倾向亦如作者自述:“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注:《过去的生命·序》)“三一八”死难烈士的血并没有真正激发起周作人的正义感,和鲁迅的不满于请愿而要求更猛烈的斗争不同,他只得出了爱国群众乃“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的污蔑性结论(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语丝》第72期)。“四一二”以后,周作人变本加厉地追求闲适,迷恋骸骨,弄骨董,选“笑话”,在风沙扑面的时代里提倡“闭户读书”的哲学,以与左翼文艺阵营相对抗;引朋结帮,制造了大批消磨读者战斗锐气的精神麻醉品。周作人之从‘语丝派“右翼而终于在抗战爆发后甘心附逆、堕落为民放罪人,正是他坚持背离人民的反动立场的结果。
  《语丝》刊登小说不多,间或在这上面发表短篇的有冯文炳、许钦文等。冯文炳(废名,1901—1967)的短篇初刊于《努力》周报,而从发表于《语丝》的《竹林的故事》起,始显出特色。其作品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虽不小说,实近散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现实斗争的结果。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贫薄,尚有某些进步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却在周作人影响下,专写家常言谈琐事,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令人难于捉摸。这种迷离恍惚的情调,对于读者,正如鲁迅所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毛线袜》和三个中篇的作者许钦文,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虽然技巧显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作者还写过为数较多的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着重表现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或对自私不健康的恋爱心理给以讽刺,显示了诙谐含蓄的风格(如《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讽刺之中又不无欣赏,大多社会意义较弱。《表弟底花园》写出一个想有作为而终于被环境压折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示了潜藏于当时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篇。
  与语丝社同时展开活动的未名社,曾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培养之下,出现过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发表于《莽原》、《未名》等刊物上,成集后分别收入鲁迅所编的《乌合从书》与《未名新集》两套丛书中。
  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主要作者。收入《地之子》中的十四篇小说,“从民间取材”,以朴实而略带粗犷的笔触描出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图画。这里有因全家惨遭兵祸、发疯致死的老妇(《新坟》),有“冲喜”后即守寡、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村姑(《烛焰》),有为饥荒所逼、忍痛典卖亲人的尘世惨剧(《蚯蚓们》),有被富豪霸妻、自身又复入狱的人间不平(《负伤者》),也还有在绝境中挣扎、以至铤而走险的人物(如《红灯》)。这些对当时农村现实作了素描式反映的作品,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富有生活实感。尤其是《天二哥》、《拜堂》等篇,乡土风习,掩映如画。“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正是《地之子》这部短篇集最为可贵的地方。台静农台来还有短篇集《建塔者》(一九二八年作),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表现了如《建塔者》一篇中所提示的:“我们的塔的建成,是需要血作基础的”这一战斗的主题。这是作者政治上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不足,人物形象较之以前诸作反显苍白。作者早年还写过一些散文。发表于《莽原》上的《铁栅之外》、《梦的记言》,抒写了“五卅”之后北方学生运动的或一侧面,文字简洁可取。此外,未名社作家中从事创作的还有李霁野。他的《嫩黄瓜》、《微笑的脸面》等篇(均收入短篇集《影》中),或则通过知识青年的爱情失意以抒写哀愁,或则追忆出征军人的临别微笑以表示反战,落笔谨严,感情“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对李霁野作品的一个确切的评价。
  也是由一批文艺青年组成的沉钟社,创作倾向与未名社不同。他们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初时技巧不免幼稚,但逐渐有着进展。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小说方面的作者。陈炜谟(1903—1955)有短篇集《炉边》,人物都是一些“从未受人爱抚”者,他们“在寂寞中生下来,在寂寞中长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注:《炉边·寻梦的人》)。作者在书前小引里说“要试验我狭小的胸怀对于外来的苦恼的容量”,这就更加使作品浸润着一种无可排遣的孤寂的感情。出现在陈翔鹤(1901—1969)作品中的,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他们受环境冷遇,与环境对立。这些人物带有较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影。其中《悼——》、《不安定的灵魂》等篇(均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虽然因缺少提炼而比较拖沓,但仍塑造出了几个真实可信的青年男女的形象。《浅草》、《沉钟》上也有正面接触社会现实的作品,陈炜谟写的《狼筅将军》、《烽火嘹唳》曲折地反映了军阀战乱下蜀中人民的苦难,高世华写的《沉自己的船》进一步描绘了一幅船民起而抗争、宁与压迫者同归于尽的壮烈图景,“齐向死里去求活”——英勇而仍不免悲凉。
  冯至是浅草——沉钟社主要成员之一。收进《昨日之歌》中的诗,基本主题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也间有对贫苦者表示同情的篇什(如《晚报》)。语言于整饬中保持自然,感情细腻真挚,但大多蒙染着一层“如梦如烟”的哀愁,读来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怅惘的情调。如《我是一条小河》的第一段: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
  你无心把你的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感情那么真挚,偏又出于无心。愈是无心愈见真挚。而这也正是诗人冯至苦恼的由来。这种感情还见于《蚕马》一诗三个起段里反复吟唱了的两句话:“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何等热烈!但又何等冷漠!深刻的构思使诗人逮住了这个意境,但这又不是单凭艺术构思能够达到的,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切的语言。他歌唱的是个人的苦闷,客观上也是时代的苦闷,不必“问我‘你是谁?’”在另一意义上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五四”以后已经觉醒而尚未能突破个人生活圈子的知识青年们共同的感情。作为冯至的特点则是感受的深切和表现的浓烈。诗人曾说他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而这条无言的长蛇实际上并不冰冷,它“害着热烈的乡思”,它“想着那茂密的草原”,甚而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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