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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论争，这些论争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导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以特大标题刊载杜威演讲录，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接着，马克思主义者又与研究系政客就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而且还不免夹杂一些错误；但在这些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明确地回答了要不要主义、要不要政党、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等根本性质的问题，帮助了不少人区分革命与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这些论争，特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推动了一些新文学作者去接触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期就引起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革命也不断向前推进。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正宗地位。文学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学观念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用文学创作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带动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前夕兴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益觉醒的过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而转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是来自国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国同时传播并引起思想界开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革命兴起和获得发展的过程。一句话，这是新文化运动随着整个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伟大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第二节：文学革命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艺领域。掊击时政、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复多见，而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庸俗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反而风行一时。文学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只成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不仅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而且利用文学散播封建思想毒素，攻击革命派人物。清末报刊上一度出现的将文言加以改良而成的“新文体”，也在封建文人的排斥下逐渐消失。旧文学的陈词滥调和八股流毒，继续影响着许多人。文学上的这股逆流，是当时封建势力更为猖獗的政治气候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它不但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阻塞了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道路，而且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有助于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人民的觉醒。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正如《新青年》编者后来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文学革命正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
“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但在此以前，一些进步刊物上已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后不久，即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陈独秀并在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注：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与此有关，《新青年》还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更发出了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呼声。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逐渐深入，在文学领域内相应地发动一个改革运动，实在是众之所趋、势所必至的了。
胡适就是在这种连他自己也承认“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卷进这个运动并提出他的文学改良主张来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下，最初提出这些意见，自有其积极作用。他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较之清末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如察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这里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但是，胡适的主张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所谓“八事”可稍后改称的“八不主义”（注：胡适后来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他最初提出的“八事”中的第一、三、五条分别改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于是凑成“八不主义”），大多着眼于形式上的名符其实的点滴“改良”，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学内容的革命。即使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如当时陈独秀所指出的，并未同旧文学鼓吹的“文以载道”划清界限。果真按照胡适的这种主张，则文学除了白话的形式以外，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更不可能出现。鲁迅说得好：“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胡适后来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嘘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并且说“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这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
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是当时急进民主派的代表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矛头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他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陈独秀大胆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号召人们“不顾迂儒之毁誉”而与之宣战。他以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他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答胡适之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可以说，陈独秀才是坚决地承接了和发展了晚清资产阶级的文学改革运动，并把它推到了最高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在写给刊物编者的一系列公开信中，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从语言文字的演化说明提倡白话文的必要，竭力主张“言文一致”。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认为白话、文言暂可处于相等地位，同时主张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从音韵学角度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