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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无理解散了“青救”、“民先”、“蚁社”等进步抗日团体，《新华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以示抗议。这篇小说由于比较尖锐地剔发和抨击了隐伏在抗日阵营内部，对救亡工作“包而不办”的国民党当权势力，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和讨论。
小说作者以他擅长的夸张讽刺手法，突出刻划了华威先生——一个混在抗日文化阵营中的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形象。作为“抗日工作者的上层分子”，华威先生不得不在人民群众抗日活动蓬勃开展的环境中忙碌地活动着。他包揽一切，“一天要开几十个有关抗战的会”，甚至于叫喊着要“取消晚上的睡觉制度”，其目的是要把各种抗日活动控制在自己手里。作品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几个生活片断，通过生动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反复地、富于变化的揭示了华威先生自命不凡、刚愎贪婪而又贫乏空虚的内心世界。华威先生适应不同性质的会议和个别谈话的不同对象，变换着嘴脸，露出种种丑态。他极力鼓吹“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为了维护这个“领导中心”，他处处压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妄图垄断、操纵一切群众性的组织和活动，就连“战时保婴会”这样绝无“危险性”的团体，也不放松“领导”；最为名正言顺的“日本问题座谈会”，也要被他追问“到底是什么背景”。小说正是从人物色厉内荏的性格特点中透视环境，对时代的本质方面进行了开掘。华威先生到处防范人民的抗日活动，然而人民群众是禁锢不住的。人们鄙视华威先生，不听他演讲。他“派人拖几个人去听”，但连去“拖人”的人也不到场。这一切都使他害怕，“嘴唇在颤抖”、“打着寒噤”。作品在运用讽刺手法刻划华威先生的性格时，夸张而不失真实，幽默而不失严肃。辛辣的笔触揭露了华威先生一类人物冠冕堂皇的外表与卑劣虚弱的内心的矛盾，猛烈的讽刺火焰烧毁掉他们身上的抗日的画皮，烛照出这伙鬼蜮的嘴脸，唤起人们的警惕，有力地抨击了他们所奉行的国民党当权派在抗日中竭力防范人民、限制人民、敌视人民的路线。
在《速写三篇》中，比《华威先生》早写几个月的还有一个短篇《谭九先生的工作》。这篇作品的主要人物谭九先生是一个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的地主分子。他借抗战机会进行牟利争权活动，如囤积居奇，扩大权势，打击抗日积极分子，插手抗日活动，追问抗日活动“由哪个来领衔”等。作品真实揭露了地方封建势力对抗战的危害，但艺术上稍嫌拖沓，人物性格也欠鲜明。与上述两个短篇揭露抗日阵营中隐伏着的敌对分子不同，收在《速写三篇》中的另一篇《新生》，则转为表现抗日阵营中人民生活中内在的问题。作品在赞扬那些为抗日孜孜不倦工作的中学教师的同时，着重揭示了一个生活富裕、脱离政治的艺术家由追求新生到逐渐沉沦的历程，严肃地提出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思想改造的课题。张天翼是抗战时期暴露国统区黑暗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后来终因贫病交迫，除长篇童话《金鸭帝国》外，未能创作更多的作品。
继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之后，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黄药眠的《陈国瑞先生的一群》，黑丁的《臃》等短篇，尽管艺术成就不一，却都通过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实刻划，揭发了抗战痼疾，尽了讽刺暴露的战斗作用。
如果说，张天翼等人的作品，由于抗战初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只能写出国民党顽固派既要抓住抗战旗号、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又害怕人民、防范人民的矛盾惶遽状态；那么，到了抗战进入相持阶级以后，随着国民党分裂、倒退、投降阴谋的日益暴露和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直接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罪行就成为抗战文艺十分迫切的战斗任务了。
茅盾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长篇小说《腐蚀》（最初在香港《大众生活》上连载）就是适应这种战斗要求而产生的。这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为背景，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和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政治路线。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但由于阶级出身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性格：严重的利己主义、爱好虚荣和不明大义，使她无法抵制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卖命效劳的走卒。由于她在特务系统中不是嫡系，受到排挤，还遭到高级特务的侮辱和玩弄，她的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多少保留着一点“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她感到矛盾痛苦而又无处可以申诉。这部作品是赵惠明的一束日记，作者采取了最能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日记体裁。充分发挥了善于深刻细腻地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特长。作品在特定的处境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赵惠明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越惠明受骗、犯罪而又不甘于堕落所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讼、自嘲、自辩护”，以及在觉醒自新过程中所经历的决裂、斗争，写得细腻真切，深深地感染打动着读者，激发着人们对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戕害、摧残青年的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务统治阴森恐怖的内幕。作品写赵惠明的内心活动，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而是尽可能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和围绕这些事件而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动中。这部作品虽然因为日记体的限制，不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保留着茅盾小说中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选材富于时代性和社会性的特色。作品中汪蒋合流反共卖国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两个重大事件，就如投石入水，激化了众多的矛盾，它们通过赵惠明的观感生动地展现出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赵惠明内心矛盾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刻划胶结在一起，作品对典型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例如“以皖南事变”为中心，揭示了国民党勾结汪伪、卖国投敌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正象赵惠明所说，“在这个地方，人人笑里藏刀，撺人上楼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诱你自己往里钻——全套法门，还不是当作功课来讨论。”这里，有对付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种种卑劣手段，也有特务内部五花八门的勾心斗角的会俩。“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特务象粪坑里的“金头苍蝇，终天嗡嗡的，没头没脑乱撞”，各处都在大规模“检举”，被“检举”的人，“光是一个市，一下就是两百多”。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就是要把这作为与汪伪勾结、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的进见礼。作品中写汪伪特务在蒋管区自由出入，“工作顺利”，陈胖、周经理等国民党政客在“义愤填胸的高唱爱国”的背后，与松生、舜英等汪伪特务密谋实现“分久必合”的卖国阴谋。书中许多描写正是这一卖国阴谋的形象的再现。
《腐蚀》的现实主义成就，不仅表现在作品通过赵惠明典型形象的刻划，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特条统治的政治黑暗，而且还按照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特点，真实地揭示了赵惠明逐步觉醒、走向自新之路的过程。按照这部作品原来的“结构计划”，只准备写到小昭被害就结束的。但当作品边写边发表时，许多读者却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读者的这种要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赵惠明这一艺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生动力量：当赵惠明的性格在作者笔下逐渐鲜明，和它周围的生活环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在形象和形象之间逐渐有了基本真实的关系的时候，她的性格便产生出一种活跃的力量，要求作者按照她的性格发展的生动逻辑写了去。越惠明在奉命对她过去的爱人小昭进行劝降时，本来已经对“狐鬼满路”的特务统治产生了不满和憎恨，她正为摆脱这种生活而苦苦挣扎着。在这个时候，小昭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革命者K和萍对小昭的营救活动和对她的帮助，使她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于绝望中产生了希望，而小照的死更促使她对那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由憎恶而至于决裂。这样，便有了赵惠明在小昭被害后终于决心充暗投明，救出了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的情节。人物结局的这种处理，不是硬插上去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形象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赵惠明的觉醒和自新反映了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反动腐朽，这样写有利于特务组织的分化和瓦解，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战斗的意义。
《腐蚀》通过特定环境中赵惠明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抗战以后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刻观察和认识。这部小说是抗战时期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揭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独特成就，使它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也占着仅次于《子夜》的显著地位。
茅盾本时期在写作《腐蚀》的前后，还创作了《第一阶段的故事》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两部长篇。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题材，从各个角度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陷落这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剧烈、复杂的变化，表现了各阶层人民对这场战事的不同态度；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以及由此而来的抗战中的种种黑暗现象，正确地揭示了上海失陷的原因。但作品未能对生活作深入的发掘，结构散漫，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突出。后者是以“五四”前夕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多卷集长篇的第一部。小说的中心情节是，在江南河水猛涨的雨季，惠利轮船公司的轮船在航行中使河水溢出两岸，严重地损害了农田，遭到两岸地主和农民群众的反对。围绕这个事件，作品在真实描绘“五四”前夕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风习、世态人情的背景上，展开了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地主阶级顽固派赵守义和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青年地主钱良材等三种势力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矛盾的解决是以恶势力的相互妥协，改良主张的碰壁和农民的无辜受害为结局的。作品善于用细腻多彩的笔墨来渲染气氛，刻划人物心理，且多用人物性格和生活场景的对比来突现人物，展开艺术画幅。众多的人物中，婉姑与钱良材两个人物写得最为鲜明生动。可惜作品在完成第一部以后，没有继续写下去。
上面叙及的茅盾、张天翼等作家，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高压下，发扬了“五四”“左联”以来文学的战斗传统，坚持暴露国统区的政治黑暗，写出了一些艺术性强又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而另外一些作家则在憎恶、不满现实黑暗的同时，由于生活范围和政治视野的限制，题材的选择、处理和艺术个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创作面貌。有的从现实中选材、立意，对战时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剖析、鞭挞，但尚未能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推行的方针政策的反动实质上对现实黑暗进行揭露；有的则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写了一些过去的经历回忆或平凡的生活琐事，但也再现了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并寄寓着作者对现实的苦闷、不满和呻吟，从中透露出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氛。
在三十年代曾经积极从事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并写过大量短篇小说的作家靳以（1909—1959），这个时期及以后一段时间写的短篇大多收在《洪流》、《遥远的城》、《众神》、《生存》等集子中。他的短篇小说与上一时期大多写男女生活和爱情题材不同，这时期着重在揭露现实的黑暗，并且在艺术上注意探索多种表现手法。《乱离》一篇于朴素、细腻的描绘中流露出作者的激情，通过一对积极从事抗战工作，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的青年男女的遭遇，对不民主的政治环境进地了控诉。《众神》以浪漫主义手法，借一个百万富翁死后灵魂在天堂与众神会晤的场面，揭露了抗战中官僚资本家囤积居奇、武装走私、荒淫无耻等罪恶行径。《晚宴》借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筵席上的话，对抗战中形形色色的“蛀虫”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指斥。但这一类作品的揭露较为浅露，运用夸张的手法有时也使人感到不够真实。靳以的另一篇小说《生存》却是艺术感染力较强的短篇。这篇作品充满着作者对现实憎恶的感情，又有着丰富的生活实感。它写一个从事美术工作的教授，在极端清寒困苦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