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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害了……我的儿子，是我……害了优优，是我把他们，全都害了……”
25
优优被捕之后，最先来找我的，是优优的大姐。
她是让阿菊陪着来的，在优优被抓的第二天中午敲开我的家门。人还没有进屋，优优大姐就屈膝跪在了门外的地上。
我和阿菊一道，扶起这个病弱不堪的女人，把她扶进屋子。我给她们倒了热水和饮料，但没人去喝。优优的大姐再次要跪，被我及时拉住。阿菊也在一旁不停劝慰，让她坚强一点，有话快说。
她们来此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优优。她们不相信优优会那样伤天害理，但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面对这位只会以泪洗面的大姐，我也只能正面安慰：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公安机关自会调查甄别，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甚至以我浅薄的法律知识，向她们进行了如下讲解：即便公安机关有所疏漏，还有人民检察院认真把关。即便检察院认定优优犯罪，还要经过人民法院审理确认。法院审案子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组织合议庭一起商量。再说就算法院判了，也还可以上诉。上诉就有可能改判减刑，最多维持原判，加刑是不可以的。再说还有律师。律师都是最懂法律的人，会帮助优优据理申辩。
在我如此这般的开导劝慰之下，优优大姐渐渐平静下来。在我把这位半信半疑的女人送出家门的时候，我悄悄问了阿菊：“为什么优优姐夫没来，他难道不关心优优？”
阿菊也同样悄悄地，用最微小的动作，点了点头，说道：“她姐夫躲起来了。”
“躲起来了？”我表示惊疑：“难道他也牵涉进去了？”
阿菊摆手：“不是躲公安局，他是在躲凌信诚。他怕凌信诚派人找他还钱，要他那辆车子。原来凌信诚见了面也叫他姐夫的，现在优优干了这事，那还不成了仇人。”
我想也是，亲仇之间，常常只是一夕之隔。
关于优优的案子，我也通过分局的熟人，设法打听过侦查进展的内情。据一位办案民警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情节简单，证据充分，方向明确，没有第二个嫌疑人，所以很快就会侦查终结，提请起诉。估计检察院同意起诉，应不成问题。
果然，半个月后，我听说公安机关已将优优的案子移送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抓紧进行。据公安分局的熟人透露，此案因是针对儿童，且情节特别恶劣，所以惊动政府上层，已有领导同志专门批示，要求司法机关从重从快，尽早审决，及时宣判，以安定社会，安定民心。
就在优优被公安机关提请起诉不久，凌信诚从医院回到家里，仇慧敏也刑满到期释放出监。乖乖的葬礼一直在等他的母亲，等她恢复自由之后，才在西郊万安公墓举行。参加乖乖下葬仪式的，除了凌信诚与仇慧敏外，只有照顾乖乖的保姆，和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姑妈。
姑妈在北京住了一周，天天陪在信诚左右。在姑妈返回上海的第二天仇慧敏打来电话，提出想来信诚家里，看看乖乖住的地方，和孩子生前的遗物。
仇慧敏是独自一人来的，她在乖乖住的那间屋里，看了儿子的小床，儿子用过的被褥，和儿子的每一样玩具。那些玩具有些还是新的，刚刚买来未及拆封。那些被褥用手摸摸，尚能感到些许余温。看着她将孩子的遗物遗像抱在怀里，—一摩拳，那位一直陪伴乖乖的江苏保姆，禁不住失声痛哭。凌信诚也同她一样，泪流满面，哀伤已使他的面色枯槁，眼大如灯。
仇慧敏也掉了眼泪，但只是啼嘘几下，没有放声。比起保姆和信诚，她已有了更多的镇定。那天她和凌信诚坐在宽大的客厅里，进行了久违的长谈。从孩子的音容笑貌日常起居谈起，那些彼此会心的回忆，伴随着硬咽与叹息，将两人的关系重新拉近。毕竟，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共同的快乐，现在又有共同的悲伤，他们都深爱着同一个孩子，那孩子是他们的见证和结晶。
长谈之后，在分手告别的时候，凌信诚不忘提到：他父亲生前承诺过的那笔三百万元的钱款，他会马上兑现。他让仇慧敏给他一份现成的存折，他好把这笔巨款直接存到里面，免得彼此现金授受，还要费时—一清点。
而仇慧敏对这笔钱款，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衷。她告诉信诚，当初她想用孩子换钱，是为拯救舅舅的工厂，舅舅从小养她成人，她既受深思就该反哺。可现在舅舅的企业已将破产，那钱投进去也是白投，顶多便宜了那帮如狼似虎的债权人。仇慧敏说她现在关心的只是信诚，她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只要能让他开心，只要能让他的身体和精神，尽快复原。
凌信诚对仇慧敏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也希望她好好保重，不要被忧伤纠缠。分别时他起身把她送到门口，在开门前这位初恋情人突然拥抱了他。
凌信诚一动没动，任凭她抱着自己细瘦的身躯，任凭她亲吻了自己的脸颊和脖子，他听到她轻柔如丝的耳语：“你想让我再给你生一个吗，再生一个和乖乖一样的儿子？”
凌信诚没有回答，但他抬起双手，轻轻地抱了一下仇慧敏。他用这样的动作，表达了他的感谢。只是感谢而已。
凌信诚在与仇慧敏见面的次日，便派人为她办理了三百万现金的人户手续。那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与仇慧敏见面的事情，然后说到了优优。
他问我是否知道优优的案子有何进展，优优是否已经承认作案。他同时表示相信公安机关会进行细致的调查，因为到了法庭一切要凭证据说话。但他并未对我掩藏他的心情，他说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个念头作怪，总让他满心希望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最终证实凶手不是优优，他说虽然乖乖人死不能复生，但如果此事与优优无涉，他的内心会好过许多。
我理解信诚的心情，我明白他还爱着优优，所以他的直觉到目前为止，依然被这种感情控制，他不相信优优会杀他的儿子，他不相信优优会干这事。
我毕竟不是公安人员，我毕竟不是办案民警，对他的直觉我无法呼应或者反驳，无法表示是与不是。我只能冠冕堂皇笼而统之地劝他相信法律，以证据为准。我告诉他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去了，法院不日就要开庭。这种案件按规定一律公开审理，到时一切证据都会公之于众，一切真相，都会随之大白。
在与凌信诚通话的翌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说件事情，是关于优优的案子，希望我能过去一趟。我放下电话之后没有耽搁，立刻接对方在电话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检察院办公的地方。在一间相当正规的接待室里，我受到了检察院一位官员的接待。尽管我一路上预想了多种可能，但那位官员话一出口，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请问您与凌健安被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丁优是什么关系？”
那位官员这样问我，我想了一下才镇定回答：“我们算是朋友关系吧，普通朋友的关系。”
官员提出希望看一下我的身份证，我同意了。他看完身份证后向我问道：“您就是那位作家海岩吗？”
我说：“对。我因为要写一部小说，描写外地青年在北京打工的成长和遭遇，所以经人介绍，认识了丁优，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
我这样说明我和优优认识的过程，意在让对方了解我们彼此的关系，但在这位检察官听来，我也许犯了怕被连累的嫌疑。
检察官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腔调也是例行公事，他说：“凌健安被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现已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为自己指定辩护人。现在，本案犯罪嫌疑人丁优委托你担当她的辩护人，你同意接受这个委托吗？”
我吮地一下愣了，愣了半天不知该如何表态。我知道为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辩护，早已不算什么丑事，但我还是万分踌躇，因为这样一个差事实在非我所长。
但我对优优，确实交往已久，已经真的成了朋友。作为朋友，特别是她一直以来以兄长事之的朋友，我也不便一推了之。
那位检察干部，继续不动声色地发问：“你接受吗？”
我在慌乱中下意识地点头，却又提出一个要求：“我没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想在我决定接受之前，能否当面见见丁优？”
检察人员马上回答：“可以。你回去等我电话，我安排好了马上找你。”
我没想到现在检察机关的效率竟然快得出奇，当天下午，其实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接到检察官的通知，同意我下午到分局看守所去，会见优优。
我和优优的会见安排在一间看上去是专门为会见而用的小房间里，优优被带进来时我吓了一跳，她比我上次见她，至少瘦了十斤，身子突然变得异常娇小单薄，只是脸上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进屋见我在座甚至还咧开嘴高兴地笑了。
她主动开口：“大哥你来啦。”
我站起来答应：“啊。”然后说：“坐吧。”
我们隔桌而坐，优优又笑，像见了亲人似的。她说：“谢谢你来，海大哥。”
我也笑笑，说：“你还好吗？”
她说：“啊，还好。北京的警察，总归又不打骂人的。”
我不再闲聊，介入正题，我说：“你请我当辩护人的事，检察院和我说了。我是觉得，我不是个专业律师，我对法律……”
优优打断了我的推辞：“海大哥，我不是请你当律师，我只是想见见你。”见我愣了，她又说：“我是想求你帮我找个人，让他来为我做辩护。”
我很是意外，怔怔地问道：“你想找什么人，为你做辩护？”
“我想找周月，我想让他给我做辩护。我怕通过检察院的人去请他，他肯定不来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您。我想请您替我找找他，替我好好求求他，我想他也许会来的。你是个大作家，说话能说到点子上。”
我有些不解地问：“可周月也不是个律师呀，你为什么不请个专业的律师呢。如果你没钱请不起，法院是可以为你请个免费律师的。咱们国家的法律有规定，像你这种……”我刚想说“像你这种要判死刑的人”，可话没出口又收住了，支吾了一下改口说：“像你这种情况的，法院必须要请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你义务辩护的。”
优优低了头，说：“可我就想让周月来辩护。我想了好久好久了，我想也许是我欠了信诚父母的两条命，所以老天爷非要罚我死，让我到阴间给他们当牛做马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想请周月来，不管他辩得成辩不成，至少我还能见他的面。”
尽管我面对的是一个杀人犯，尽管这个人已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善良耿直的小女孩，但当她说到她的偶像时，那种闪闪发光的眼神里，还是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东西的。我想优优的故事再一次证明这个世界上，很多已被我们认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的、表象的、暂时的和易变的，就像我看到的优优和想象的优优，与真实的优优，竟有多么不同。
但我毫不怀疑优优对周月的情感确实出自真心实意，那情感的动人之处，恰是在于精神之恋的那份纯洁，在于那份纯洁竟然保持得如此持久。也许正因为优优对周月只是一种精神爱慕，所以这种爱慕和追求，才始终美丽如初。
我答应了优优的请求，答应替她去找周月。但在会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向优优问道：“难道，你不想见见信诚？”
优优思索了一会儿，最终摇了摇头。
“信诚一定恨死我了。”她说：“我是他的一颗灾星！而且平时又对他那么任性，我们……也许命中注定，没有缘份。”
我从看守所出来，按照优优说的地址，直接去了公安局XX处。在传达室值班的那人，果然是个矮矮的老头。听说我要找周月，没打磕巴便说周月不在。我留了我的电话，请那位老同志代为转告，就说是有个名叫丁优的人要找。
当天傍晚我接到了周月的电话，他说他下午外出办事刚刚回来，问我是谁，是不是找他。我说我是丁优的朋友，丁优有话托我向你转达，你能不能出来，我们见面谈谈。
周月没有犹豫，当即一口答应，这态度多少让我出乎意料。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我不知有意无意，依然约了那家名叫“平谈生活”的酒吧，依然相约在吧台见面，我说我手里拿着一份北京晚报，那就是彼此识别的标志。
这天晚上我用两年前和优优第一次见面。的接头方式，见到了周月。周月身穿一身便衣，高挑的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