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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海关、邮政、工厂、矿山、学校、银行和军事、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切权利。到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给区桃修一座崇高巍峨的纪念碑，永远表扬她的刚烈的精神。区桃的仇恨得到伸雪，国家也就一天天富强，大家都过着和平、自由、幸福的好日子。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文婷，她也是同意的。他就带着这样的想法出场，去给那些世界上真正的主宰演戏。这一场的观众和前面十几场的观众一样，十分喜欢他们的演出，并且他们都听说过有《骂买办》一场好戏，于是就趁着换景的时候，在下面纷纷猜测。可是——突然的事变发生了！
罢工委员会派人到后台来对大家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
“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了！”
廖仲恺先生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强，非常得到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又是一个坚决反对内奸，全力支持省港罢工的人，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周炳就哭了。戏正演到半拉子，因为这里马上要开紧急代表大会，不能不腾地方，只好临时宣布停演，一下子戏场里的秩序搞得很乱……
每一个广州人恐怕到现在还能够回忆起来，在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七个月里面，他们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精神上的混乱。在早些时候，他们曾经这样想过：所谓进行一次国民革命，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家一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应该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的方法，甚至不惜最后诉之于战争。他们可能想得过于天真了一些，过于简单了一些，过于直线了一些，然而他们是真正热情地这样做过来的。有些人，比方说像区桃，就是在这种信念之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离区桃被帝国主义者阴谋杀害还不到两个月，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人暗杀了。这不能不在人们的精神上引起极度的混乱。区桃被人谋杀，那是容易明白的。至于廖仲恺先生，他是意志坚定，热情澎湃，精明强干，为人们爱戴的革命领袖之一，为什么要谋杀他呢？谁谋杀他的呢？怎样谋杀他的呢？这些问题，在那个期间，谁也弄不明白。因此，在这七个月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国民革命到底要往哪里走。人们问道：国民革命还干不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还要不要？军阀还打倒不打倒？帝国主义还打倒不打倒？省港大罢工还要坚持多久？谁领头来办这一切事情，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胡汉民，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
诸如此类。
九月二十日，当事情发生了一个月之后，在张子豪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也在谈论这些问题。张子豪自从当了连长之后，把旧房子退掉，另租了一幢新洋房的二层楼居住。这里是朝南的一厅三房，十分宽敞。旧的家具都卖掉了，换了全新的藤制和杂木家具。他和陈文英都换了新衣服，他们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叫做张纪文的，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叫做张纪贞的，也都全身上下换了新衣服。连招待客人的“雅各”牌饼干，“新基士”金山橙子，伦敦制造的杏仁奶油糖果，“斧头”牌白兰地酒等等，也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家人是刚从别的星球来到广州似的。这天，张子豪、陈文英夫妇做主人，客人有李民魁、陈文雄、何守仁三个人。李民魁到得最早。六点钟吃饭，他五点钟就到了。到了之后，他结结实实地把张家的每一样事物恭维一番，然后说：“老学长，你这里的的确确象征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什么都是新的。但是我希望你那颗伟大的良心，还和从前的一模一样。”张子豪感慨地说：“那怎么变得了？我如今虽然投笔从戎，但是我还记得咱们刚毕业的那个夏天的晚上。在三家巷里的那一切，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李民魁说：“是呵。那时候，咱们都是多么天真可爱的人！算你有见地，你找到了一个盖世英雄的蒋校长。可是我呢？我该投奔谁呢？唉。”张子豪说：“怎么，你们陈果夫、陈立夫两位老板腰杆还不硬么？”李民魁又叹了一口气道：“嗐，那还是不定之天。咱们姑且走着瞧吧！”没多久，陈文雄跟何守仁也都来到了，大家一道入席喝酒。酒入欢肠，大家都兴高采烈。张子豪举起酒杯说：“这几年来，我想过许多事情。不能够说我没有一点心得。我们座上有共产党员么？我想没有。那好吧，干了这一杯再说吧。”说到这里，他停了一停，望了一望大家，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在座，于是干了一杯。张子豪做了一个虔诚的姿势，两手交叉着放在前胸上，说：“工人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学生、商人也不行。共产党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国民党也不行。只有军队能够领导国民革命。只有蒋校长能够领导军队。你们说怎么样？如果是这样，一切妨碍国民革命的东西都应该肃清。包括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和其他一切的一切在内。你们说是么？民魁，你是无政府派，守仁，你是国家主义派，舅舅，你是英美派，我愿意听听你们的高见。”李民魁说：“立夫先生常常对众人谈起，蒋先生是总理以后的第一人。这是没有话说的。蒋先生肯实干，不像汪先生那样多嘴浮夸，因此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服他。可是吴稚老断过：将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服他的。”张子豪笑道：“吴稚晖是你们虚无主义老祖宗，他说了，你就信。”陈文英插嘴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愿上帝收留他。愿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何守仁非常诚恳地说：“如果拿胡、汪、蒋三个人来比，自然该推胡先生第一。论才学，论老练，论渊源，别人都无法相比的。但是他既然要出洋，也就没办法了。剩下汪先生虽然热情英俊，但是不及蒋先生多多了。人家说汪先生治党，胡先生治政，蒋先生治军，其实能够这样也不错。我的议论还是比较公正，不做左右袒的。”陈文雄大模大样地嬉笑道：“什么左右袒不左右袒，我都清楚。大姐夫为什么拥护蒋校长？道理很不复杂：这房子、家具、衣服、食品，蒋校长都给换了全新的，连我这两个小外甥都重新打扮了，为什么不拥护？至于我呢，可就不一样了。共产党胡闹，这一条没有问题。谈到拥护谁，是左派，是右派；是无政府派，是国家主义派；是黄埔派，是太子派；我想最好先别忙。让大家先看一看，谁真心从事国民革命，谁有本领驱逐帝国主义，安定政局，振兴实业，改善民生，大家就拥护他。我不吃谁的饭，不穿谁的衣，不住谁的房子，也不盲从谁。”张子豪打趣道：“说得好极了。除了‘共产党胡闹’五个字以外，全是一派共产党口吻。其实共产党也为衣、食、住。难道他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不过不要紧，舅舅既是反对共产党，咱们就是一家。难就难在将来的舅母，不知是否也一样齐心！”往后，话头就转到周泉身上。大家都觉得她人好，不固执，没成见。谈到周榕，大家觉得他有时跟周金走，有时跟陈文雄走，没有定性。大家又觉得，既然同学一场，又起过誓要互相提携的，就应该拉周榕一把，使他走上正路。这样吃吃喝喝，谈谈笑笑，不觉一直闹到二更过。
九月二十日是阴历八月初二，也是中医杨志朴的生日。同在这一天的下午，杨家也大排筵席，在师古巷的住宅里请亲戚朋友吃饭。陈杨氏、周杨氏、区杨氏都早来了，区华也到得很早，周铁提前收工，也赶来了，只有陈万利没到。小一辈的周金、周榕、周泉、周炳、区苏、区细、区卓、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都到了，只有陈文英、陈文雄姐弟俩，说有事不能来。杨志朴为了陈家父子三个都不来，觉得很不高兴，但也只放在肚子里，没有说什么。酒饭过后，周金、周榕、周炳、区苏四个人跑到杨承辉的房间里聊天，也谈起国民革命的问题。周金坐在杨承辉的床上，身上所穿的运动背心卷到胸前，露出半截身子，右边的裤管也卷到大腿上，露出满腿的黑毛。他用手拍着床前的书桌，嘴里一面骂着粗话、一面说道：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那些内奸，你们把他当成人看？我只当他是畜生！我早就说有内奸了，你们不信，如今怎么样？——千真万确：社会上有，政府里面有，罢工委员会里面也有！如果没有，为什么连苏兆征都有人造他的谣？”周炳、区苏、杨承辉都拿眼睛望着周金右手那只叫机器轧扁了的大拇指，没有做声。周榕踌躇了一下，就缓缓说道：“不是我们不信，文雄表哥和我都认为社会上、政府里有内奸，只是罢工委员会里不会有。李民魁大哥和守仁哥他俩是说过不论哪里都没有内奸的话，不过他们也是出于好意的，顶多是过于忠厚罢了。”周金十分生气地说：“忠厚？我不相信你那些大哥、小哥是什么忠厚的角色。我只知道，有些人是五分钟热度，有些人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热度，你不妨拿怀疑的眼光去看看你那些大哥、小哥，还有表哥！”听见他这么说，大家全把脑袋耷拉下来。周炳特别感到不满意。他暗自思量道：“按大哥这么一说，李民魁、何守仁、陈文雄都是可疑之人了，那怎么会呢？不，不会的！他们都是纯洁的青年，都是爱国的志士，都是全力赞助省港罢工的好人。……”想到这里，他不觉脱口说道：“要是这些人都不可靠，那么，剩下国民革命叫什么人去干呢？”周金说：“怎么会没有人干？真是小孩子说话！共产党不在干么？国民党左派不在干么？还有工、农、兵、学、商，你怕没有人？内奸总是祸害，不肃清不行！”周榕说：“要是那样干，国民党里面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都会跑光的。——于是，国、共就会分裂，国民革命就会流产。那未免太可惜了。”杨承辉说：“那有什么可惜的！革命就是要革个彻底，对那些人迁就一定会给革命带来损害。我倒认为干脆点好。谁不干，就滚开！我们有了工人，有了学生，就算没有其余的人，你怕那些军阀推不翻，你怕那些帝国主义打不倒！”周炳听了，虽然觉得也有道理，但是心中的疑团究竟解不开。当天谈到很晚，才各自回家。又过了几天，有一次，周炳在陈家的客厅里碰见陈文雄和何守仁，他问他们国、共是否会分家，省港罢工是否会失败，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不会，这使他更加觉得周金的怀疑没有道理。他和陈文婷谈起，两人都觉得纵然社会上动荡不安，革命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乐观的。
忙忙碌碌又过了半个多月。到了阳历十月“双十节”那一天清早，何应元在第二进北房他自己的书房里，把何守仁叫了进去，说：“阿仁，我那宝安税务局的差事，昨天发表了。我以为他们不会要北洋余孽办税务，谁知也不尽然。我把这桩事儿告诉你，等你也欢喜欢喜。”何守仁穿着藕灰色绸衫裤，白缎绣花拖鞋，勉强笑了一笑，就坐下来，又是方才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并没表露多大的欢喜。这一年来，他自从向陈文娣求婚被拒绝之后，就成了个悲观主义者，觉得人生漆黑一团，毫无意义和价值。何应元虽略有所闻，但也无法为他宽解。过了一会儿，何五爷又说：“听说你在什么地方瞎捧了胡展堂一阵，有这回事么？”何守仁说：“有这回事。”五爷说：“这就不对了。展堂固然好，但也不能一成不变。你是学政治、法律的，你应该知道政治上的事情不能一成不变。最近我看，介公的才华手腕，不但不比展堂弱，那见地魄力，还有过之。就是北洋大老之中，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角色。目前他固然还有些轻狂的言论，但是一旦到了成熟期，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中流砥柱。”何守仁觉得没有趣味，就漫应道：“哦，是么？那往后瞧吧。”五爷觉着没办法，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你已经二十三岁了，大学也快毕业了，我看结婚算了吧。”何守仁一听，连忙站起来抗争道：“不，不，我不愿意结婚。我要独身过一辈子。”五爷也生气了，大声训斥道：“胡说！我要你马上结婚！你应该有点上进的志气，不应该在男女家室的小事情上，一成不变，弄得呆头呆脑！”何守仁用细弱的尖声大叫道：“不行，不行，我要坚持我的独身主义！”说完转身就走。五爷又好气又好笑，他用手搔着耳朵背，喃喃自语道：“独身还成为一种主义，真是不通之至！真是妙不可酱油！”吃过早点，他就去找陈万利，告诉他宝安税务局的事情，还问他对蒋介石的观感。陈万利说：“过来过去，还是你们当官的好。你们腰藏万贯，没人知道。我们背了万载的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