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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跟你们城里是一个样儿的：没钱的人总比有钱的人来得善，好相与。”周炳半睡不醒地回答道：“这是什么要紧的事儿？明天再说，睡吧！”和他们隔一个小天井的周榕的房间，本来也是灭了灯，黑魆魆的，这时忽然听见周榕的声音插嘴道：“讲得满有趣儿，让他讲完嘛，你急着睡干什么！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么？”这边神楼底的周炳跟胡树大笑起来了，后边二房里一直没做声的胡柳姐姐也大笑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胡柳就来和周炳告别。她淌着眼泪，求周炳多多教导她妹子，多多扶持她妹子，说她妹子身子从小就弱，怕受不了过分的熬煎。周炳觉着没有别的话说，就都一一答应下来。随后她用感激的眼光默默地望了他一阵子，就跟胡树去向周妈告别。她千道谢、万道谢，感谢她时常照顾胡杏，又感谢她留饭和留宿，说了一会话儿，才去何家，辞别大奶奶何胡氏、二娘何白氏、三姐何杜氏三位主妇，又和胡杏对着哭了一阵，回家去了。客人走了之后，周炳又找着何守礼，要她多多留心帮助胡杏，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告诉她母亲三姐，要不然就来告诉他。何守礼也就一一答应了。从昨天中午胡杏带她姐姐哥哥二人进周家的时候起，陈文婷就特别注意这两个陌生的客人。她是站在三楼东北角书房的窗下，偶然发现了他们的。以后，她就在这书房和三楼北后房她自己的房间，居高临下地朝巷子里和周家的天井里窥探，好歹也把胡柳和胡树的活动情形，看了个几成。这两姐弟走了之后，她接着就下楼，走到周家门口，把周炳叫了出来，两个人坐在枇杷树下面说话。陈文婷忽然没头没脑、气势汹汹地问道：
“阿炳，昨天你和那眼睛长长的黑炭头睡了一晚？”
周炳受着这样猛烈的冲击，不免震动了一下。他一听就明白“那眼睛长长的黑炭头”是指胡柳而言，于是十分生气地回答道：“你疯了。怎么说出这种话来？”陈文婷说：“你才疯，我一点也不疯！三更半夜，你不是灭了灯和她说话？你笑，她也笑，那狂，那浪，叫谁听得下去！”周炳说：“快不要这样。这对咱俩有什么好处？”陈文婷说：“我就是要这样的。你爱我，就得服从我。你爱我，整个就得属于我所有。你爱我，你就应该只对我一个人表示忠诚！”周炳觉着不是受到宠爱，而是受到侮辱。他哂笑地说：“你还说不疯？你是想把一根绳索，一头套住我的脖子，一头系在你的裙带上，把我牵着到处走不是？你把我浑身上下看一看，我像那种裙边狗么？”陈文婷说：“好呀，不拴住你，尽你跟人去逛街，上馆子，半夜回来，黑吗咕咚地笑！”周炳摇头叹息道：“你这不是爱情，是专制。我要对你也这样，你受得了？”陈文婷把头一抬，非常骄傲地说：“我不怕！我就是要对你专制！爱情是粗暴的，野蛮的，是无可理喻的，是绝对自私的！难道爱情不是专制，还是德谟克拉西？”她这里所说的“德谟克拉西”，是民主的意思。周炳斜斜地瞅了她一眼，觉着她小时候是身材苗条的，现在变得又矮又圆了，在这又矮又圆的身躯中间，散发出某种兽性的东西，也是她从前所没有的。因此，他只是毫无意义地顺口说道：
“唔，是的。德谟克拉西！咱们回学校上课去吧。”
中午放学回来，周炳就听见姐姐周泉在和妈妈谈陈文娣决定要和周榕离婚，周榕自己也同意了的事情。她们就坐在神厅，敞着大门谈，对谁都不避讳。周炳听着，觉着这场悲剧是注定要发生的了，谁也不能挽回的了。他很伤心，就走回神楼底，对着区桃的画像低声说道：
“一万年都是咱俩好！你瞧，那都能算爱情！”
吃过中饭，他不想回学校，就跑到第一公园去，在那观音大士的雕像前面坐了一个多时辰。他翻来覆去地想道：“完了，完了。周家跟陈家的关系算是完了。就是忍耐力再强的人，这回也不能忍耐下去了。陈家的人尽是卑污龌龊的，简直没有一个好人！如果我不站出来表示一下我的深恶痛绝，我还算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怎么对得起纯洁忠耿的区桃表姐？”随后他就离开第一公园，在广州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闲荡了一个多钟头，到太阳偏了西才回家。回到家，他拿出纸笔，就给陈文婷写信道：
婷妹如晤：
从今天起，我宣布跟你们陈家的人绝交了！此刻我的心中情绪沸腾，痛苦万状，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多少年来，我看到你们陈家的人那种种言论行为，尽是卑鄙恶劣，令人发指！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实，更是黑白颠倒，无义无情！我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和你们保持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的关系，特郑重宣布如上。
盼你珍重！
下面签了名字，写了“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后一日”的日期，他就把信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了“陈文婷君亲启”六个字，下面写了“内详”两个字，从陈家的矮铁门投了进去。把这一切事情做完了，他觉着心安理得，就告诉妈妈不回家吃晚饭，上南关去找清道工人陶华、印刷工人关杰、蒸粉工人马有、手车修理工人丘照一道上裁缝工人邵煜铺子里喝酒去。他一边喝酒，一边把他给陈文婷写信绝交的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认为他做得挺对。
晚上回家，陈文婷已经坐在神厅等他。周杨氏陪着她闲谈，见周炳回来，就悄悄回房去了。这里陈文婷也不说别的，直接就谈起那封信的事儿。她用动人怜悯的声调说：“咱俩都不是小孩子了，咱俩都快要走进社会——做人处世了，你怎么还只管任性胡来呢！想想看，给我写那么一封信，还不如把我杀了得好！我有什么罪过？我坚决跟着你革命，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过乞求你那一点多余的爱！我是无辜的！就是我家里的人不好，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怎么不分一点青、红、皂、白？”周炳只管耷拉着脑袋，不做声。禁不住陈文婷再三哀求，他终于心软下来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一个叫人猜不透的姑娘！你明明看见是火，却一定要扑下去！看来，你跟他们到底是有些分别的。不过，你可曾想过：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多少、多少的痛苦，痛苦，痛苦？”
陈文婷站了起来，她动都不动地站着，也不说话。她那雪白的大襟衫、长裤子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显得非常圣洁，像第一公园里的观音大士一样。
25 血腥的春天
半年之后的一个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楼底里呆着。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写字台子前面，拿铅笔轻轻敲着桌面。忧郁和沉闷笼罩着人间，无声的春雨跟着缓缓的凉风从窗户飘进来，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响着，和周炳的铅笔敲打声互相应和。这时候，周榕失业已经半年多了，离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为前两天听说上海的总工会叫蒋介石查封了，工人纠察队叫国民党军队缴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就赶回省城来，一直忙着没回石井兵工厂去。周炳虽然恢复了学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级念书，但是跟学校总是貌合神离，对功课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这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们就是这样躺的躺，坐的坐，到现在还没有人开过腔说话。抽了数不清的生切烟之后，周金到底开口了：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出了个袁世凯。这回国民革命眼看着要成功了，却又出了个蒋介石。工人阶级的命运好苦呵！”
周榕接上说：“是呀！可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一直就没闹清楚。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可是我们过的心惊肉跳，他们倒是大不咧咧地满不在乎。现在对工人，对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这个样子！这论交情，论道义，论天理，论良心，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说：“可不就是咱们把那姓蒋的惯坏了！他要雨就雨，要风就风！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事情能放他过去，什么事情再不放他过去！你瞧着他还要当总统、皇帝呢！你能奈他什么何？”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