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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外家有事，不去。陈文娣和文婕都打扮好了，站在陈文婷房门口催她换衣服，她只是不动。陈文雄也上来催她道：“别再留恋过去了。周金走的这条路就是周榕、周炳和李民天要走的路。周家最明白的人就只有周泉！”陈文婕抗议道：“你胡扯什么？李民天不是这样的人！”陈文婷无可如何，只得叹了一口气道：“唉，真讨厌！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叹完气就站起来穿衣服，穿好衣服就和大家去跳舞去了。
这时候，周炳独自坐在院子外面一张靠背竹椅里，对着黑沉沉的天空呆望。周榕出去了，院子里静悄悄地，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寂寞得叫人心慌。天空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连一颗星星，一片微光，也没有。他觉着自己掉下了一个万丈的深渊里，黑暗像高山压着他，像大海淹没他，话也说不出来，气也透不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痛苦能够和他此刻所感觉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复杂，那样沉重。坐着、坐着，他就忍耐不住，用一种激动的心情跳起来，走进屋里去，拧开了电灯。经过这几个短促的动作，他又回到院子外面，重新在那张靠背竹椅上坐下来。电灯发出暗淡的黄色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投射到他的身边。尽管是那样微弱的灯光，也能够稍稍减轻他的痛苦。他又抬起头，呆望着天空，漫无边际地想起那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来。
最初，他想起自己的小学教师。那教师曾经毫无道理地诬蔑贫穷的人蠢如鹿豕。他为了咽不下这口气，曾经离开了学校。其次，他想起正岐利剪刀铺子的东家，仅仅因为他看了一场戏，就把他辞退了。跟着，他想起卑污龌龊的陈万利，怎样跪在使妈面前，用磕膝盖走路，他不过照实在情形说了真话，人家就把他撵出大门口。他想起南关青云鞋铺的少东家林开泰，只许他动手拧区桃的脸蛋，不许自己拿铁锤打他的胳膊。他想起这儿的伙计郭标，漏了柜底反而恶人先告状，使自己蒙了恶名。他想起震南村的何不周，只为自己拿了两把米给胡柳，就打破了自己的饭碗。此外，他又想起周铁跟他说的，何应元和陈万利不过靠死人发财。又想起区桃跟他说的，何应元曾经拦路调戏她。又想起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周榕，何守仁曾经立誓互相提携，为中国的富强而献身，但过不了几年，其中一大半竟当了内奸和工贼。又想起周泉应了个名儿是自由女性，实际上不过是屈服在别人的虐待下面的可怜虫。又想起区桃是何等美丽，何等灵慧，何等会演戏，何等有大志，却叫那万恶的帝国主义杀害了。又想起陈文娣假意爱慕自由，到头来却欺骗了周榕，出卖了她那丑恶的灵魂。又想起胡杏本来是有爹有娘，聪明能干的小姑娘，如今却卖了给人家做丫头，饿得皮黄骨瘦，还时不时叫人殴打得遍体鳞伤。又想起陈文婷多年以来的骄纵嫉妒，喜怒无常。这回出走后，曾经寄信约她在西堤大新公司门口见面，却不见她依约前往。不知她是没接到信，是怕危险，还是变了心。——最后，他从这里又想到他的大哥周金。这才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头天晚上陈文婷没有践约，累他空等了一晚；第二天，周金就被捕了。开头，他还自己问自己道：“他们为什么要抓大哥？他们为什么要杀共产党？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住在芳村的一间竹寮里？”到周金遇难之后，他就越想越明白了。如今，他看得很清楚：蒋介石和国民党那些大官们叫的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全是一派胡言。他们利用共产党搞起省港大罢工，利用共产党流血牺牲去东征陈炯明，南讨邓本殷，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北伐吴佩孚、孙传芳，等到打下武汉、南京和上海，他们自己的身价高了，就抛弃省港罢工工人，解散革命的工会和农会，屠杀共产党员和所有要革命的人，把整个国民革命出卖给帝国主义。在这些险恶的风云当中，区桃死了，周金也死了。陈文雄、何守仁、李民魁、张子豪却升官发财了。他自己和他二哥却流浪街头，有家归不得了。不用再过多久，区桃和周金就会被人家忘记得干干净净，而他自己和他二哥纵然不叫国民党抓去枪毙，也会被整个社会所抛弃，穷病交迫地活活饿死。想到这里，他把靠背竹椅的扶手重重地拍了一下，跳起来叫嚷道：
“革命吧！革命吧！不革命——还有什么路走呢？人家说我又痴、又傻，我可不是什么痴、傻的人！就算是痴、是傻，那痴、傻也不犯罪嗄！为什么要杀死我的表姐跟大哥？为什么要把二哥跟我，加上爹跟妈，都赶到一条绝路上去呢？”
周炳正想得慷慨激昂，万分悲愤的时候，济群生草药铺的掌柜郭寿年拖着木屐踢哒踢哒地走进后院子来。自从那年周炳受屈走后，郭掌柜的侄儿郭标的偷窃行为不久就败露。郭掌柜赶走了郭标，就常常想念起周炳。后来他知道周炳到乡下去了，就没再提到周炳回药铺子的话。再后又听说周炳念了书，当了中学生，又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更在杨志朴面前，把周炳夸奖得不得了。这回周炳弟兄俩到他药铺子躲避，他也尽心尽意地招呼他们，一有空闲，就上后院子来坐。他并不知道周炳弟兄俩为什么要从河北搬到河南来住，也不知道周金被捕、牺牲的事情，但是由于他的好心肠，他每次都要想法子安慰周炳几句。当下他端了椅子，和周炳对面坐着，就劝解他道：“阿炳，你那年要是不去学堂念书，回到这里，跟我一道采采药，治治病，说不定倒能吃上一碗安乐自在饭呢！”他的一番美意，叫周炳着实感激。周炳就顺着他的意说道：“是呵，敢情好得多呵！”郭掌柜说：“你舅舅顶不喜欢为官作吏的人，我也是这样。我看你老实和气的，你也不要跟那些人交往，要吃大亏的。你舅舅说你爱跟官府作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官府如狼似虎，谁不恨他？可是恨，——放在肚子里就行了。你出头跟他作对，斗得过他么？官府都是一个样子；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你斗得了一个，还斗得了一千个、一万个？”周炳点头回答道：“是咯，我该记住你的话。我有时一看见暴虐横行、阴险毒辣的事儿就沉不住气。我的毛病就在这里。”这样，两个人谈得很融洽。
28 密约
三个月之后。周榕住在河南生草药铺里，正是百无聊赖，心情十分抑郁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区苏带了一封杨承辉的信来给他，约他晚上到海珠公园见面。周榕高兴得非同小可，登时觉得浑身都来了劲儿。自从他们离开芳村冼大妈的竹寮之后，他就没和杨承辉会过面，别的人又一个也找不到，好像断了线的纸鹞一样。好容易盼到天黑，他就坐小划子过了江，从长堤再转进海珠公园，会见了杨承辉。两表兄弟手握着手，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在黑暗中，相对垂泪。他们谈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话，就分了手。临走前，杨承辉告诉他，金端约他明天早上九点钟在这里会面，但是他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这一夜，他的精神兴奋得简直没有闭过眼睛。第二天，果然在阳光灿烂的珠江江心里会见了金端同志。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江苏人，长条身材，面黄肌瘦，方脸孔，高颧骨，浑身热情，带着一点神秘的味道。他们亲切地互相问了好，就在树荫下面找了一张长椅子并排坐下，细细地交谈起来。
“陈独秀犯了错误！”金端这样开头道，“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南昌暴动起来了，湖南的平江、浏阳也暴动起来了。南昌的军队很快就要开进广州，到那时候，广州还跟从前一样，恢复革命首都的地位。”
周榕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迷人的话。这些话所包含的内容，太令人陶醉了。如果这些话在明天实现，明天他就能恢复自由，他就能回家，他就能替周金报仇，他就能像从前一样，每天到罢工委员会或者别的工人团体去活动，过一过像人的生活。他说：“这恐怕是预告一个伟大的、理想的世界就要到来了！应该在广州成立苏维埃政府，然后讨伐蒋介石，然后再讨伐张宗昌，张作霖。是这样的么？”金端眯起眼睛望着珍珠一般闪耀的江水，傲慢地回答道：“差不多就是如此。难道还有别的途径么？咱们确信这个世界已经掌握在工人的手里。咱们确信咱们自己有力量。这就决定一切。不过咱们这个伟大的理想跟一般的理想不同。一般的理想是按年计算的，理想的实现在遥远的将来。咱们这个理想是按天、按星期、顶多是按月计算的，说不定三天，三个星期，也说不定三个月，就要实现！”周榕又和他重新握了一次手，说：“金端同志，你的话太叫人感动了。我这几个月躲在地洞里生活，差不多成了瞎子和聋子。看见你，好像看见了光明的化身。你给了我不能计算的勇气和力量。那么，你说吧，我现在这全身的力量应该怎么使用？”金端点点头说：“是呀。”接着又把附近寥寥可数的几个游人仔细观察了一下，才说下去道：“理想究竟还是理想。咱们目前还处在人家的淫威底下，咱们损失了很多的革命同志。——你看，咱们的活动还是秘密的，像咱们过去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的活动一样。你有那样的决心么？”周榕说：“你这是哪里的话，我自然是有决心的。无论什么事情我都愿干，只要是革命的事儿。”金端说：“能够这样子，那是好极了。你参加一个时事讨论会吧。那是几个工人组织起来的。目前由李民天领导着。这个人不很坚定。——可是你看情况，要是他领导不起来，你就接替他的领导职务。你必须把咱们那个伟大的理想在那些工人当中宣传鼓动一番，使得大家都起来，为它而奋斗。你要知道，目前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坚定的信仰的。自从四月十五日以来，有些人害怕了，动摇了，在国民党的刺刀面前发抖了。这自然只是极少数的人，那些一向投机的人，才是这样。”后来他们又谈了许多话，谈得十分投契。最后金端又把那个时事讨论会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他，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周榕回家，把这些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炳，把周炳羡慕得嘴唇唧唧地惊叹不停。他羡慕哥哥有这样的幸运，他羡慕哥哥有这样光荣的职务，说：“二哥，这可能有点危险。”周榕有点害羞地笑着回答道：“正是因为有危险，才值得去干哪！”第二天晚饭后，天一黑，周榕就从生草药铺里走了出来，从大基头过了江，穿过一条一条的小街窄巷，走到第七甫志公巷黄群的家里。公共汽车卖票员何锦成，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洋务工人洪伟，洋务女工章虾、黄群，还有正在招商局走沪、粤班船的海员麦荣，都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原来领导这个讨论会的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这个晚上却缺了席。这些都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熟人，大家一见面就谈起当年罢工的热闹情景，天南地北地无所不谈。章虾说：“周榕，整年不见，你总算把我们忘记了吗？”洪伟开玩笑道：“当然啦，他记得他的陈家表妹就行啦，记住你干什么？”大家嘻哈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