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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巷-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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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希望。他希望就按照那个样子罢工,直罢下去,罢他十年八年。那么,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青春,整个儿泡在那兴奋、激动、热情、幸福的罢工活动的大海里。等到罢工结束那一天,他将满足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不幸得很,这一切全都毁掉了!”
  根本不和他打招呼,就把他心爱的东西毁掉,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愤恨。他用手摸一摸身旁那张潮湿的、冷冰冰的、空着没人坐的竹椅,叹了一口长气,又拿起那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共产党宣言》来。这时候不过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天色已经昏暗得跟黄昏一样。他把那印刷模糊的书本凑近脸孔,低声念道: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念完这一段,他就静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对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责难都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他又低声念起来道: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以后,他又静悄悄地往下看,碰到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地方。这些地方讲到法国、英国、德国许多人和许多事,他读来读去都不能彻底了解。最后,看到整篇宣言结束的地方,他竟高声朗诵起来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说得太好了,太对了,简直叫人兴奋,叫人激动。但是这个宣言已经公布了八十年,为什么除了苏联之外,其他地方还不能够实行呢?中国前两年好像就要实行了的,为什么后来又不实行了呢?想到这个地方,周炳放下书本,禁不住十分气愤。他用右手握着拳头,狠狠朝左手打下去,说:
  “要毁灭这个丑恶的世界!”
  说完了这句话,他就低声唱起《国际歌》来。那歌声越唱越高,好像要压倒窗外一片昏暗迷蒙之中的风声和雨声。歌还没唱完,他的脸上已经热泪纵横了。又过了十五分钟。他把《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重新思考起来。他想到要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几乎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谁来推翻呢?什么时候推翻呢?用什么办法推翻呢?他想到这些问题,他自己做了回答,他自己又把那些答案推翻了。这样子,经过三番五次的苦思焦虑,仍然找不到完全满意的解决途径。他想到这时候能够问一问大哥多好,周金对任何问题都是那么肯定、明确地做出强有力的判断的。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现在,他没有可能再拿什么事情去问大哥,他只能够自己拿主意。后来,他又想,再约陈文婷见一次面,和她商量一下,也许是个好办法,于是他拿起笔来给陈文婷写信。“亲爱的,我绝对信任的,无日无夜不思念着的婷,”他这样起了个头,随后写道:“我最近读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写得多好呀!它提出一个医治咱们这个万恶的社会的药方。我敢打赌,你听都没有听过这样奇妙的秘方,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喜欢它。老实说,这个药方,跟二表姐、三表姐都不大好谈的,只能跟你谈。我们应该共同来研究,一起来行动……”往后他又写了些爱慕想念的话,最后又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全信写完之后,他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共产党宣言”五个字涂掉,改成“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然后把信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自从搬到生草药铺之后,周榕禁止他往外寄信,而区苏表姐是不肯替他带信到三家巷去的。这封信怎样才能送到陈文婷的手里,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写完了信之后,好像和一个亲近的人畅谈了一次似的,心里舒快了很多。现在,他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等候区苏的木屐的声音。每天下午这个时候盼望区苏来临,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种新的习惯。不久,区苏果然来了。她打着雨伞,穿着木屐,穿过横院子走进来。周炳给她讲自己的新发现,她就微笑地、善良地听着,一面打开头发,在整理她的大松辫子,好像一只白鹤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样。她一面听,一面点头表示赞成。听完了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这些事情,你问过你二哥没有?”周炳说:“那还用问么?二哥一定是赞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区苏也只是点点头,没有再理论,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久,台风刚静下来,周榕就从乡下回来了。他告诉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定。他又告诉周炳,黄群家里有一个时事讨论会,要他接手去搞。最后他把跟金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也告诉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惊疑不定地接受了这个在他认为是极其崇高的委托,只简单问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妈妈说一声么?”周榕眼圈红了,想了一会儿,说:“不告诉他们吧。只叫区苏一个人知道就算了。没得叫他们多操一份心!”周炳心里想道:“看样子,二哥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好问的。随后他想到自己这回可以结束半年来那沉闷无聊的潜伏的生活,可以和心爱的朋友们嘻笑谈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悦之情从心的深处像喷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问冲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个新买回来的藤箧子打开,动手收拾行李。周炳帮着他递这递那,一面把自己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所想的事情,大概对他讲了一遍。周榕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后来周炳把写给陈文婷的信,拿出来给他哥哥看,并且说陈文婷曾经发过誓,是要真心革命的,应该叫她也参加工人们的时事讨论会。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细想了一想,就说:“阿炳,只有你这一点,我不能够赞成。说老实话,陈家这几姐妹,我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至于发誓,那是不能当真的。不,我是说她们的发誓不能当真。你记得么?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们早几年以前就发过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么呢?难不成你当真去质问他?”周炳听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这些人去比陈文婷,心中大不以为然,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就闭起嘴巴不吭声。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着了何家的丫头胡杏。胡杏一见冼大妈,就诉起苦来道:“冼大妈,你看何家的人新样不新样?一个疯了的少爷,拿一把锁锁在一间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着他吃,陪着他坐,陪着他拉屎、拉尿,还得陪着他睡觉!那又是个糊涂人,浑不省一点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当共产党抓去杀头,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没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说我没把门关好,让侦缉跑了进去!一听见有人打门,就要我紧紧抱住他,说有人要来抓走他!唉,看样子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诉完苦就哭。冼大妈听得心里十分难过,只得拿些好话安慰她道:“阿杏,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那上头去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耐心熬着,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随后就掏出信来,说周炳要她给转信。冼大妈走后,胡杏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一跳、跳起来,就到隔壁陈家去找陈文婷。陈文婷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学校挂了个名字。学校当局知道她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大家闺秀,又是局里一位科长的小姨子,只好装聋作哑,听其自由。当时她在楼下客厅里和胡杏见了面,把周炳的信拆开看了,随后又冷冰冰地问胡杏道:“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炳哥。你能够替我转告给他么?”胡杏看见她不像往日那样有说有笑,心中正在狐疑,听见她这样问,连忙回答道:“这可不成呀!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呀!”陈文婷说:“不晓得就罢了。下回有人送信来,你该问问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应了,就走了。
  这是周炳第三次约她会面了。她为了去、还是不去的问题,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论理智,她是应该走一遭的;但是论感情,她实在提不起兴趣。她自己追问自己道:“为什么提不起兴趣?是叫白色恐怖吓坏了么?是对这万恶的社会屈服了么?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问了之后,她又自己给自己证明: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到底为什么提不起兴趣?从前求之不得的约会,现在为什么索然无味?这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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