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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学园》是拉斐尔为梵蒂冈教皇宫绘制的四幅主题壁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为神学而画的《圣体的辩论》和为诗歌而画的《帕尔拿索斯》以及为法学而画的《德，善与法》。这几幅画无不典雅而优美，尽管人物众多，却不显得拥挤庞杂，画面井然有序，人物优雅，构图层次清楚，有着精确和谐的几何美感。在另一个房间中的壁画却显出与此静美截然不同的动感，《被逐出神殿的赫利奥多罗斯》描绘了借基督神力将侵略者逐出耶路撒冷的故事，《波尔宫火灾》画出了在大火中逃亡而挣扎的人们，生命的力量在悲哀中和大火一起燃烧。这几个房间被称为拉斐尔室，凝聚了拉斐尔多年辛勤的努力。
拉斐尔最美的杰作也收藏于梵蒂冈美术馆。《基督升天》——拉斐尔晚期的完美之作。画面色彩的纯净饱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浓郁，却又清透，光影纵深，像雨过天晴的空气，沁人心脾。画面中，人物表情丰富，前景的群众在暗处，层次清楚，有人怀疑，有人不屑，抹大拉的马利亚用手指着一个患病的小孩，与反对者辩论。背景中基督在天空里，圣彼得和圣约翰在两旁，被震惊的使徒倒在地上。天空色彩空灵，和前景形成鲜明对比，夺人眼目，戏剧性的对比带来向上的超脱。透彻而美，一幅值得久久流连和凝视的画作。
最后，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最重要的胜景——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第一大教堂，最壮观的教堂。梵蒂冈的建筑、绘画、雕塑之美汇于一身，点燃了几个世纪的信仰。教堂前广场由贝尼尼设计，两道环形走廊由教堂伸出，围绕着中央的方尖碑，像一把钥匙，又像两只手臂，拥抱来自世界的信徒，环廊顶端是140尊形态各异的圣徒雕塑，逼真如有灵魂。整个广场的设计晚于教堂主体，贝尼尼恰当地选择了分寸，既不喧宾夺主，又足够大器恢弘。教堂本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古罗马穹顶的复兴，希腊立柱的庄严，都得到了现代最饱满的阐释。教堂内部极壮观，巨大得无法尽揽的空间尺度，肃穆的大理石结构，十字形构造，十字交叉的中心是圣彼得墓穴，墓穴覆盖着贝尼尼的杰作青铜华盖。让人呼吸停滞的是教堂庞大的穹顶，仰头望不见细节，二十余米的直径，完美的球拱，穹顶构成罗马全城的制高点。穹顶壁画盘旋上升，仿佛一直升入天国。穹顶由布拉曼特起始，拉斐尔接手，米开朗琪罗主持，最后直到17世纪的马泰尔才完成，历时一百余年，在人类建筑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圣彼得大教堂中，能见到米开朗琪罗哀伤而美丽的雕塑《圣殇》，圣母马利亚年轻的面孔美丽温柔，怀抱着死去的耶稣，脸上呈现出含蓄却无限深沉的悲伤。这是如此成熟完美的杰作，以至于当时的罗马评论界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年轻的米开朗琪罗所作，米开朗琪罗一气之下趁夜在雕塑的衣襟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那年他23岁，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签名。教堂中还有无数栩栩如生的雕塑和绘画，48座讲坛，390座雕塑，790根立柱，丰富和瑰丽到了奢侈的程度，贝尼尼雕塑的教皇塑像，拉斐尔绘制的壁画，其中任何一件拿出去到普通教堂，都是值得大肆宣扬的宝贝。看得久了，人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很多时候观赏艺术作品，我们总希望懂行的人能给讲解其中的涵义，讲解风格、流派、历史背景、表现手法和历史地位，甚至包括画家的思想、哲学含义、政治主张。似乎不知道这些，就不懂得欣赏一件作品。这让我们时常羞赧于谈论，生怕出错。然而在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你不必懂得任何艺术理论就可以欣赏那些美，因为它们是如此直接，如此平白，如此震撼，直达人心，不需要任何佶屈聱牙的解释。你在那里，美就在那里。
参观圣彼得教堂那一天，我胃疼难忍，身体轻微颤抖，这让四周的一切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震撼效果。身体的震颤和眼睛里的壮观交融在一起，让世界升入天空。
罗马，一个让你的眼睛不能歇息的地方。
【教皇的力量】
圣彼得大教堂建于彼得下葬的地方。
彼得是耶稣最重要的门徒，耶稣曾问彼得他是谁，彼得回答说是上帝之子。耶稣于是说彼得是教会的基石，交给他天堂的钥匙。罗马教廷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彼得曾担任罗马主教，在这个过程中，被罗马处死，头朝下脚朝上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罗马郊外，后世朝圣者将这个地方变为宗教集会之地。两百余年之后，康斯坦丁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殉难，在传说中他下葬的地方建起了纪念堂，这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整整1900年，没有人真的发现圣彼得的遗骨，直到1939年，在清理地下墓穴的过程中，教士们发现了一具缺少脚掌的尸骨，经科学鉴定，确实属于公元1世纪。
在彼得死去的地方，同样建立起来的还有教廷。教皇作为彼得衣钵的后继者，接过彼得留下的钥匙——天国的钥匙。罗马教会因此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教会之上的统治机构，罗马也从此成为一千余年的宗教中心。
早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前，基督教的力量就已经进入罗马城。耶稣的最重要追随者保罗和彼得一样，在罗马传教。保罗和彼得都死于罗马，他们一个人发展异族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关键人物，另一个受耶稣亲自授权，成为基督教的基石。在后世宗教艺术中，我们总能看到保罗和彼得站在耶稣两侧，一个人执剑，一个人执钥匙。他们是最关键的两个人，是他们奠定了罗马的地位。
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帝国的力量转移到东方，一方面是位于今天土耳其的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是包含今天德国、奥地利周边的神圣罗马帝国，两大帝国都将自己当作古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者。罗马本身失去政治力量，只有教廷却作为纯粹的宗教中心留存下来。
这种留存对文明来说是重要的。中世纪的世界与现在大有不同。至少有500年，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文明在一种近乎消逝的荒漠状态中。那时文字消失，科学消失，艺术家消失，国王甚至不会读写。哲学家的学园不在了，历史学家也不在了。世俗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空白中，对希腊罗马的高度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教会保留着旧日文化。教会保持着写作的传统，教育一代代进行，修道院中的语法和修辞学记住西塞罗和维吉尔，虽然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消失，但教堂艺术成为了这段时间仅存的艺术。中世纪的格局亦是分散的，那时没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领土之分，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世界是凌乱的，国王林立，诸侯分封，战争在任意一方和另外一方之间进行，没有国界主权，没有国籍。一盘散沙中，唯有罗马还能算得上文明的焦点。
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教廷只有精神意义上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力量。直到丕平——我们曾经见过的矮个子法国宫相——献给教皇一片土地，教皇才有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交换，丕平的篡位得到教皇的认可。公元800年，教皇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加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不仅对于查理曼是新的帝国，对教皇也意味着新的帝国。从此教皇有权力为国王加冕——换句话说，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
教皇国的时代由此开始。从10世纪起，强力教皇就抓住一切时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教皇对英王的婚姻发表意见，对法王的继承表达观点，更与统治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竞争。教皇总是想将自己置于国王之上，而国王当然不想。教皇与国王的斗争从未停止，总有强硬的国王想脱离教会控制，也总有强硬的教皇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是斗争的主线。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民族的多个王国组成，这些国王与教皇一起选举帝国皇帝。这是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看似合作，其实竞争，结果常是两败俱伤，但教皇国的地位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缠斗，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将其废黜，逼迫亨利在雪地里跪拜谢罪，而亨利回到王座之后立即回头攻打罗马。格里高利宣布了教皇的许多绝对权威，使许多小国臣服于脚下。乌尔班二世继承格里高利，他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十字军东征，将整个欧洲卷入世界大战。
12世纪持续上升，到了13世纪，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英诺森三世使用狐狸一般的手腕，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让奥拓四世受其压制，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土壤，制裁了英王约翰，使其向自身纳贡。这一时期的教廷很有能力，教皇们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格里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二世加以绝罚，又开创宗教裁判所。腓特烈二世转而在西西里大败教皇的军队，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新上任的英诺森四世却毫不留情，不仅重新宣布了之前撤销的绝罚，而且拉拢势力反对腓特烈，并在战役中击败皇帝。四年后，腓特烈突然去世，霍恩斯陶芬家族中断，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长达19年的空位期。
1254年到1273年，帝国没有皇帝，游戏暂停了，如同弃权的选手留下发呆的胜者。
1261年，我们来到空位的中央。在这短暂的缝隙中，我们见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也见到顶峰之后裂隙的阴影。这是教皇国最鼎盛的时候，也是鼎盛的终结。
在权力的高峰时期，教皇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们有权力任命各地枢机主教，也可以监管所有主教，再由主教监管所有教士。他们能影响国王任命，更可以决定对国王的开除教籍，从而罢免。他们能挑起战争，建立联盟，加入其中一派，决定战争走向。他们能向天主教世界的所有地区征税，积累巨大财富。
这一切在14世纪不可避免地下滑。克莱门特五世统治时期，教廷经历了巨大的衰落。教皇被法国国王挟持到阿维尼翁，从此法国选举了新教皇，宣布为正统，罗马尽管重选教皇，与法国对峙，但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英国是法国敌人，因此支持罗马，苏格兰是英国敌人，因此支持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两地各立教皇、各自为政的大分裂。这是教廷受到羞辱的时期，重新的复兴要等到15世纪——艺术复兴的世纪。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几乎不能理解中世纪怎么会屈从在这样的教会之下。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永远有另一面，教皇中的很多实际上是以仁慈、饱学的形象出现，他们救济穷人，资助科学，是艺术最大的支持。他们自身研修神学，教皇国的创立者格里高利一世就被封为神学四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我们在米兰提到过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贝尼尼由教皇聘请，卡拉瓦乔受教皇庇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由教皇出资。可以说，教皇一方面野心扩张，另一方面又将这扩张转化为绚烂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罗马教廷的无上地位，就没有今天罗马的灿烂。后世的新教的改革讲究朴素的风格：朴素的建筑、朴素的仪式、朴素的理论，这更容易贴近人心，但是新教的国度再也没有宗教罗马式的瑰丽。
事物的阴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风景。
【针尖上的天使】
1261年，一个相对寂静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罗马换了新的教皇。同时，有一个学者静悄悄地进入罗马。他受乌尔班四世的邀请，前来讲学。他发表了一些演说，很快就离去了。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杰出。
这个人叫做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一个学者，在巴黎读神学，后来在巴黎和意大利一些地方做过神学教授和修道院院长。从生平事迹看，他是很普通的一位学者，游历讲学，潜心著书。但从几个方面讲，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学者，而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中世纪神学哲学集大成者，著作成为天主教主流的圣典，14世纪被教会封圣，与神学四位圣者比肩。另一方面，他又是文艺复兴的引路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人，他讨论的理性问题将古希腊哲学重新揭示给世人，从而引申出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另一个时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