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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凡在会上从不发表同张兆林相左的意见，他的讲话都是对张兆林讲话的肯定和更深意。义上的阐述。他那次在老干部会上讲话暗藏机锋是个例外。他既想表白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超然态度，又的确对张兆林出乎寻常地重视老干部工作有些不满。
一天，夫人同陶凡讲，以后尽量不要去参加会议了，退休了就要退好休。
陶凡说，我哪愿意去？张兆林总要自己来请。
陶凡感觉到了夫人的某种弦外之音，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夫人从不平白无故地干涉他的事，她一定是听到什么议论了。但他不愿闻其详情，只要明白这个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他一惯的风格，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他不厌其详；而有些事情，他不问，你提都不要提及。
夫人的确听到了一些话。外人也不敢当她的面讲什么，是陶陶昨天回家时，趁爸爸不在，讲了几句。也不讲什么细枝末节，只讲爸爸退休了，你别让他替人家去操心，还正儿八经坐在主席台上作指示，到头来费力不讨好的。她不敢同爸爸讲，只好让妈妈转达意见。
陶陶的话还能让人感觉一种情绪，夫人听了也吓了一跳，知道外面肯定有不好的议论了。她也像丈夫，不追问详情。但话从她嘴里出来，却很平和了，只是一种很平常的规劝，像任何一位老伴劝导自己的丈夫。
真正亲耳听到议论的是关隐达。认识他的人也没有谁讲什么，他也是偶然听见的。上个星期他去省里开会，卧铺车厢里有几个人吹牛，吹到了陶凡。这节车厢基本上是本地区的旅客。他们说陶凡现在是地区的“慈掉太公”，垂帘听政。张兆林拿他没办法，凡事都要请示他，开个大会也要请他到场才开得了。张兆林本也不是等闲之辈，只是暂时威望不够，也需借重陶凡。以后张兆林硬起来了，吃亏的还是关隐达。关隐达你不知道？陶凡的女婿，在下面当县委副书记，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见面就开玩笑，我说你不叫关隐达，应叫“官瘾大”。
自称是他朋友的那位仁兄，关隐达并不认识，不知是哪路神仙？不管怎样，关隐达知道这议论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他也早就觉得奇怪，精明如陶凡，怎么也会这般处事？有回一位副县长到地区开乡镇企业会议回来，同关隐达讲，你老头子讲话的水平真叫人佩服，短短十几分钟，讲的东西听起来也都是张书记讲过的，就是让人觉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关隐达清楚，这位副县长的话，自然有奉迎的意思，但确实又不是假话。凭这位老兄的水平，都能感觉出陶凡的讲话高出一筹，其他人当然也感觉得出，张兆林就不用说了。这就不是好事情了。
关隐达当然不便直接同陶凡申明自己的看法。他同陶陶之间讲话，比陶凡夫妇要直露些。他告诉了陶陶外面的大致议论。陶陶说爸爸也真是的。但她也只能委婉地同妈妈讲。
这样，关隐达听到的是尖刻的议论，经过层层缓冲，到了陶凡耳中，莫说详情，就连一丝情绪色彩都没有了。而陶凡却像位老道的钓者，从浮标轻微的抖动中，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是平安无事，还是有多大的鱼上钩，或者翻着暗浪。
陶凡有点身不由己。他知道张兆林是需要他，当不需要他的时候又会觉得不怎么好摆脱他的。他自己就得有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推辞。议论迟早会有的，这他也清楚。现在夫人终于提醒他了。
陶凡总算推掉了一切俗务，安心在家休闲。日子并不是很寂寞，本是一介书生，读读书，写写画画，倒也悠游自在。同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是看报。天下大事应时刻掌握，身边事情却不闻不问。夫人很默契，从不在家谈及外面的事情。夫人一上班，家里只有他和王嫂。王嫂做事轻手轻脚，陶凡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一时兴起，竟书写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俨然一位隐者了。身居闹市，心苦闲云，才是真隐者。
但隐者心境很快又被一桩俗事打破了。老干部局多年来都打算修建老干部活动中心，陶凡在任时，一直不批。他争取老干部的主要策略是为他们个人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说白了，就是为人办些私事。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之类，虽然事关老干部切身利益，却是公事，他不批准，并不得罪哪位具体的老干部，他在老干部中的形象丝毫无损。摆到桌面上，大家也理解。财政不富裕，修学校都没有钱，还花五六百万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群众会有意见的哪！如今他卸任了，老干部局又向地委、行署打了报告。因物价上涨，现在预算要七八百万了。张兆林接到这个报告很不好处理。不批吧，老干部局反映多年了，其他各地市都修了。批了吧，又有违陶凡一惯的意见。他的本意是想批了算了，原因却与重视老干部的意思无关。原来新提的几位地委、行署领导现在都还住着县处级干部的房子。想修地厅级干部楼，却又碍着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修，不便动作。左右为难，便同老干部局向局长讲，我们地区财政穷，不能同别的地市比。艰苦一点，相信老同志也会理解的。依我个人意见，可以缓一缓。你请示一下陶凡同志，要是他同意修，我会服从的。老向，陶凡同志那里，你要注意方法哪！
向局长领会张兆林的意图，跑去给陶凡请示汇报。陶凡一听便知道是张兆林推过来的事，心中不快，打断了向局长的话头。不用向我汇报，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还汇什么报？我原来不同意，现在自己退了，也是老干部了，又说可以修，我成了什么人了？老干部的娱乐活动设施要建设，这上面有政策，是对的。可也要从实际出发呀！我们老同志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不要当了干部就贵族气了。我们还可以打打门球哩，还有那么多老农民、老工人他们打什么去？
陶凡很少这么发火的，所以很客气地将向局长送到小院外的路口，握手再三，安抚了一阵。
第二天上午，陶凡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匿名电话，叫他放聪明一点。声音凶恶而沙哑，一听便知是伪装了的。陶凡气得涨红了脸，倒并不害怕。
此后一连几天都这样，陶凡怎么也想不出这电话的来头。那完全是一副黑社会的架势，可他从来没有直接招惹过什么恶人。他的电话号码也是保密的，一般人并不知道。夫人吓得要死，问是不是让公安处胡处长来一下。陶凡说不妥，那样不知会引出多少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来，等于自己脱光了屁股让别人看。他想来想去，只有打电话给邮电局，换了一个电话号码。
可是清净了几天，匿名电话又来了，更加凶狠恶毒。这回真让陶凡吃了一惊。这电话号码，他只告诉了地委、行署的主要头头和女儿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了？这个小小范围同匿名电话怎么也牵扯不上呀。
关隐达同陶陶回家来了。关隐达断定那电话同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有关。怎么可能？陶凡一听懵了。关隐达分析道，明摆着的，要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消息一传出，建筑包头们就会加紧活动。有人以为这一次肯定会批准的，就收了包头的好处。您现在一句话不让修，包头白送了礼是小事，要紧的是损失了一笔大生意，怎么不恨您？
陶凡听着关隐达的推断，气得在客厅走来走去。难道这些人就这么混蛋了？
关隐达明白陶凡讲的这些人指谁，便说，也不能确定是谁收了包头的好处，查也是查不出来的。但可以肯定，打匿名电话的并不是受了谁的指使。那些包头都是些流氓，没有人教他们也会这么做的。
陶陶吓得全身发抖，跑去拉紧了窗帘，好像生怕外边黑咕隆咚地飞进一条彪形大汉。她劝爸爸就让修吧，怕用掉了您的钱不成？
夫人也说是呀，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了，顶着干吗呢？
自从政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大胆地件逆过他，他觉得蒙受了莫大的羞辱。愤愤地说，本来我就不想管，他们要这样，我坚决不让修，看把我怎么样？
关隐达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来直去同陶凡讨论问题的。一般事情，凭陶凡的悟性，一点即通，多讲了既显得累赘，又有自作聪明之嫌。但陶凡这几年是高处不胜寒，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他是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讲得直接一些。他还从刘培龙那里隐约感觉到了张兆林在这件事上的真实态度。陶凡在客厅来回走了一阵，心情稍有平息，坐回原位。关隐达便委婉劝了几句。陶凡一言不发。窗外寒风正紧，已是严冬季节了。
次日，陶凡拨通了张兆林的电话。他说这几天同一些老同志扯了扯，他们都要求把活动中心修了算了。老同志也体谅财政的困难，说预算可以压一压。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这是我欠的账，现在由你定了。张兆林说，我原来也是您那个意思，缓一缓，等财政状况好些再搞。可这一段我老是接到老干部的信，火气还很大哩。都是些老首长，我只有硬着头皮受了。好吧，地委再研究一下，争取定下来算了。
打完这个电话，陶凡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身经百战的将军第一次举起白旗也许就是这种滋味。
陶凡很安逸地过了一段日子。一日，偶然看到本地日报上的一则有奖征字启事，他的心情又复杂起来。原来地区工商银行一栋十八层的大厦落成了，向社会征集“金融大厦”四字的书法作品，获征者可得奖金一万元，若本人愿意，还可调地区工商银行工作。其实这则启事夫人早看到了，觉得蹊跷，便藏了起来。可陶凡看报一天不漏，几天都在问那报纸哪里去了。夫人做出不经意的样子，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偏偏王嫂很负责，翻了半天硬是找了出来。陶凡便猜到报纸是夫人有意收起来的。夫人用心良苦，可见自己很让人可怜了。往常，那些自己稍稍认为有些脸面的单位，都跑来请他题写招牌。他明白有些人专门借这个来套近乎，也并不让他们为难。只要有空，挥笔就题，当然不取分文。也有个别人私下议论，说地委书记字题多了，不严肃。他也不在乎，说郭沫若连北京西单菜市场的牌子都题，我陶凡还没有郭老尊贵吧。
如今工商银行搞起有奖征字来，不是很有些意思了吗？
老干部老沈，处事糊涂，人称老神，神经病的意思。老神老来涂鸦，有滋有味。一日，跑到陶凡那里，鼓动陶凡参加有奖征字。老神偏又是个爱理闲事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征字活动的来龙去脉。原来，工商银行李行长去请张书记题字，张书记说，金融大厦是百年大计，最好不请领导题字，也不请名人题字，干脆搞改革，来一次有奖征字。
陶凡自然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知道了事情原委，他也表示理解，就是心里不好受。这天晚上，工商银行李行长登门拜访来了。坐下之后，讲了一大堆这么久没有来看望之类的话。这位老李在他印象中一直还是不错的，是否为征字的事过意不去？闲扯了半天，李行长果然讲到了这件事。他说碍于面子，去请张书记题字。原以为张书记肯定会谦让，推给陶书记题的。但张书记这么一定，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陶凡朗声笑道，老李呀，可不准在我面前告兆林同志的状哪！兆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依我看，这还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征字活动，在我们这闭塞的山区，可以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哩！您向报社转达我的建议，可以就这次有奖征字组织一次讨论，让全区人民增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智力劳动的意识。
李行长点头称是。陶书记看问题的角度总比我们要高些，领导就是领导。
报纸专辟了一个“征字擂台”栏目，每次登出入围作品数幅，并配发一两篇讨论文章。陶凡很留神那些书法作品，但对按照他的建议组织的那些讨论文章并不在意。搞了一个月的擂台，终于评选出了最佳作品一幅。获征者为一中学教师。陶凡仔细看了此人的简介，似曾相识。回忆了好一阵，才想起同这位教师也算是打过交道。原来，陶凡在任期间，有些涂得几笔字的人总想借切磋书道之名同他交结，用意不言而喻。有回，一位乡村中学教师致信于他，要求调进城来，陈述了若干理由，信中附了一幅“翰墨缘”中堂，旁书“敬请陶凡先生雅正”。字倒有些风骨，陶凡暗自喜欢，但“陶凡先生”四字让他特别刺眼。便在信上批道：乡村中学教师队伍宜稳定。转教委阅处。
现在这位中学教师既得奖金又调工作，双喜临门了。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有意思。
征字的事在陶凡的心里掀起了一点波澜，很快也就过去了。可张兆林的一些话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