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嬖颉薄Ｕ饧て鹆�8000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由于当时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天华忧时感事，便决心以死来警醒国人。12月7日深夜，他留下了近3000字的《绝命辞》等文字之后，于第二天清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时年31岁。
1903年秋，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未签署真名，在题目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神州痛哭人著”。《警世钟》，全书约23000字，分为30个自然段。它是用这样的七言诗句开头的：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在文言文风行的时代，天华大胆使用白话文，《警世钟》以说唱文艺形式出现，也是一种可贵的移风易俗的举动。文章辟头，作者就惊呼国破家亡的惨景即将来临：“嗳呀！嗳呀！
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唉！好不伤心呀！“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真是发人深醒！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民族危亡呢？作者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于清王朝的腐败。
作者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这块肥肉，正被一群豺狼围住撕扯着、吞咽着，中国被豆剖瓜分了；满洲政府已是“洋人朝廷”了。清政府已成为“洋人朝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陈天华最先公开指出的。真是“石破天惊”，这一观点的出现，在爱国人士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新的觉悟——反封建必须反帝。
面对列强的侵略，该怎么办呢？作者以炽热的爱国感情，斩钉截铁地指出，必须万众一心，齐心杀敌：“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功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天华还引用了古今中外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疾呼，要去掉“东亚病夫”的称号，全体国民必须注意锻炼身体。因为抗敌必须有强壮的身体、高超的技能和勇于报国的精神。
为了救中国，天华恳切地告诫大家十个须知：第一，“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火种。”第二，“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洲政府压制汉人。”第三，“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第四，“须知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第五，“须知种族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第六，“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第十，“须知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作者又提出十条奉劝：第一，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第二，奉劝当兵的人，要舍生取义。第三，奉劝世家贵族，毁家纾难。第四，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
第五，奉劝富裕的人，舍得出钱。第六，奉劝穷人，舍得出力，不怕丢失生命。第七，奉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共抵外侮。第八，奉劝江湖朋友，互相联络。第九，奉劝教民当以爱国为主。第十，奉劝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
书的末尾，陈天华慷慨激昂地说：“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虽然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陈天华是中国人昏睡未醒之际，奋起撞击警世洪钟的敲钟人。在他的著作中，他注意吸收并发扬了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爱国思想，所以，在帝国主义面前，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陈天华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比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陈天华却高举反帝的旗帜，冲锋在前。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如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是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呢？天华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因为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朝廷”，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可见，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在当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真不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出色的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思想家。
当然，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如《警世钟》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合起来等不足和缺陷。
二十四：《孙文学说》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