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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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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三十七:《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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