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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三十八：《晋书》
“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意图是明显的。
其二是成于众手，疏漏 龟踔ι醵唷！督椤吩谡庖坏闵希恢笔艿郊テ溃迦？张熷在《读史举正》中，揭出《晋书》谬误多达450余条，可见问题的严重。
其三是对琐事异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采摭了大量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荒诞迷信的材料；也记载了很多无关大体的琐碎小事，如记述苻朗如何善于识味，卫玠如何美仪容等。《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说这部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一针见血的。
三十九：《宋书》
“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