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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篇主要论述指挥作战如何争取主动权，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要取得主动，就要善于诱敌以利，调动敌军而不被敌军所调动，就要善于了解敌情和隐瞒我军的意图、行动和用兵规律。如能做到这些，就能掌握主动，集中我军兵力，分散敌军兵力，利用敌军的弱点和错误，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
《军争》篇论述的是如何通过机动掌握主动，先于敌人造成有利态势和取得制胜的条件。孙子认为，两军相争时，最困难的莫过于要懂得将迂曲视为径直，以不利为有利，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之地，先敌取得制胜的有利条件。孙子还指出，要先敌取得制胜的条件，必须避免轻率冒进，把握各国的动向，了解道路、地形，重视向导，善于欺骗敌人，根据情况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擅长指挥军队，根据军队的士气、军心和军力，因敌而变，去夺取胜利。
《九变》篇主要论述如何发挥指挥上的灵活性。孙子认为，灵活性的基础在于对利弊进行全面的衡量。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设法威胁、挫折和困扰敌国，以利诱敌，才能常备不懈，使敌无机可乘。只有全面看待利弊，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方能根据具体情况，趋利避害，采取相应的对策和行动。
《行军》篇主要讲述了如何配置、组织军队，观察判断敌情和团结将士。孙子认为，行军作战必须占据便于作战和生活的有利地形，善于根据地形配置兵力，必须对敌情进行周密细致的观察，善于深谋远虑，从现象到本质，对各种症候作出正确的判断。孙子还指出，将帅只有在取得士卒的信任后，才能用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方法训练好士兵，率领全军去争取胜利。
《地形》篇主要论述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指挥军队的行动。孙子认为，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将帅应重视地形，善于利用有利地形，避免不利地形。在此基础上，将帅如能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判断敌情，以夺取胜利为行动的唯一准则，并能使全军上下团结一心，服从指挥，那就能无往而不胜。
《九地》篇论述了在九种不同的作战地区指挥作战的原则。孙子认为，在不同的作战地区，将帅应根据地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用兵的原则在于善于发现敌人的可乘之隙，乘其不备，迅速行动，集中兵力，抢先攻占其战略要地，以压倒敌军的抵抗。
《火攻》篇主要指出火攻的目标、种类，发火的物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实施方法。孙子认为，火攻只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手段。所以，火攻者应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军的骚乱，适时发起攻击，发展并扩大战果。
《用间》篇主要论述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孙子认为，是否了解敌情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要先知敌情，只能求诸间谍。只有大圣大智大仁大义之人才能使用各种间谍，获得广泛的情报。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它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武在其书中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不仅深受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内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孙子兵法》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所处时代的限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它的光辉，丝毫也无损于它的伟大。
九十一：《吴子》
“仁道礼义，机权法制；克敌制胜，立国之道”
《吴子》是中国古代一部有名的军事著作。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吴子》是战国初名将吴起所著。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汉前期，吴起所作兵法所在多有，颇为流行。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兵书48篇，其中多为后人附益之作。其本人所撰即《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吴起兵法》一卷，也就是今天传世的《吴子》。
另一种观点对今本《吴子》即《吴起兵法》表示怀疑，认为《吴子》书中的许多内容不像出自战国初年人之手，可以断言这是一部伪书。有人根据今本《吴子》的笔调风格，指出此书是西汉中叶人托名吴起而写成。又有人根据今存《吴子》提及汉代流行于西域和塞北的“笳”，和西汉后期才出现的真正的“马鞍”，认为今本《吴子》可能成书于西汉后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本《吴子》的基本思想应出自吴起。此书是由吴起后学记录、整理和增补成书，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这种说法应与事实相去不远。
《吴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兵书。全书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和《励士》等6篇。
《图国》篇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它认为，战争起因于“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因饥”。因此，战争可以分作禁暴救乱的“义兵”，恃众凌弱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和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逆兵”。按照战争性质的不同，它认为可以用礼驾御“义兵”，以谦逊驾御“强兵”，以言辞驾御“刚兵”，以谋诈驾御“暴兵”，以权力、权变驾御“逆兵”。以上说法仅就事论事，对现象作了一些分析，而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战争的本质来论述问题，所论不免流于浅显。
该篇既反对恃众好战，也反对只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该篇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修举“道”、“义”、“礼”、“仁”，用礼教育人民，用义激励人民，使人民有耻辱之心，并要亲和百姓，加强战备，选拔练卒锐士。
值得一提的是，《图国》篇发展了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取得胜利容易，保持胜利困难，多胜亡国，少胜方可得天下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追求战胜为目的的种种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实属难能可贵。
《料敌》篇主要讲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该篇先从齐、秦、楚、燕、三晋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民的心理、性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提出了与之一一相应的击破敌军的不同原则。
接着，又提出在8种敌军处于困境的情况下，要抓住战机，迅速发起攻击；在另外6种情况下，则要避免与敌作战。
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它提出了通过观察敌军的外在表现以了解其内情，审察敌军的虚实以攻击其要害的原则。这种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作战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军队治理与否，即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治理产生于进退有节度，饮食适时适当，人马体力充沛，足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胜任并完成其任务。此外，临阵还必须避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平时必须重视军事训练，包括战阵的排练、演习，矛戟弓弩等兵器和旌旗金鼓的配备使用，军伍的编制和按号令统一行动，以及战马的驯养，装备的保养和骑兵的训练。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
该篇指出，将帅是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勇敢并非决定某人能否担任将帅的唯一标准，而只是将帅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将帅必须注重和做到：治理大军就像治理小部队；出门处处严加戒备，如临大敌；临阵破敌，不怀生还之念；初战告捷，仍慎终若始，小心如初；法令简约而不烦琐。
该篇认为，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良将应具备“威”、“德”、“仁”、“勇”四项条件，足以统率部下，安抚大众。良将还应把握战争的四个关键：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其战斗力。这是指挥作战的关键，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该篇又指出，用兵作战的要点是必须先预测敌方的统帅，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观察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采取相应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些，即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该篇首先指出，在突然与敌遭遇的情况下，若我军车坚马壮，兵强将勇，全军只要听从号令，统一行动，诛杀不服从命令者，就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敌众我寡，则应避开开阔地，抢占险阻，迎击敌军。
接着，又分别论述了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
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又如敌军逼近，我军无路可走；或敌众我寡，猝然遇敌于山谷险阻之间；或遇敌于两山夹峙，进退两难的狭窄地带；或遇敌于大泽之滨，车骑不可用，舟船又没有；或阴雨连绵，车马陷入泥水中，四面为敌军所包围；或强寇突至，掠取我田野和牛羊，则应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以战胜敌人。
最后，该篇对攻破敌国城邑后的行动准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主张在攻占敌国城邑后，应入居其宫室，任用其官吏，没收其器物。军队所至之处，不得砍伐树木、侵入房屋、强取粮食、滥杀牲畜、烧毁其积聚，以示无残民之心，并应招降、安抚其人民。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该篇认为，国君必须做到：发号施令而人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人民与国君同心同意。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应尊崇有功，论功行赏，优待战死者的家属，激励无功者立功受奖。
《吴子》一书与《孙子兵法》同是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
九十二：《尉缭子》
“议兼儒、墨，合名、法；论诛暴乱，禁不义”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