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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奇怪（三）
白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清明时节
孟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