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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警察说：“这是两回事。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举证义务，我们当然表示感谢。但是那天我也跟你说了，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多复杂的案子。那个阿欣，她死的时候身上裹着的毛毯和绳子，我们已经查到出处了。我们上次拜访吴长天的时候，还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巨额的银行存款利息清单，这说明他这几天真是取了不少钱啊。还有，李大功杀刘文庆，他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吧……这案子有那么多的物证，又有完整的犯罪现场，所以要查清楚并不难的。而且所有的疑点从一开始就都指在同一个方向上。你就是不检举凶手，这个案子也不会拖得太久。”
林星对这些分析已经不感兴趣了，她从老警察和小警察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能救出吴晓的希望。后来他们又对她谆谆开导了些什么话，她一点没听清楚。不知怎么就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公安局。站在大街上，看着远处的晚霞，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她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
她懵懵懂懂地，在街头流浪，漫无方向，直到天黑之后才擦干眼泪。她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吴晓这时候是最需要她的。她不能一味悲伤，她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救出吴晓！吴家的权势和影响已经和吴长天的生命一起突然中断，连回响余音都戛然而止，要救吴晓只有靠她一人！
信念让她把痛苦抛在脑后，她去找了天堂乐队的哥们儿，求他们救吴晓。乐队的人听了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眼里，吴晓一直是个少言寡语无是无非的小弟弟。乐队的哥们儿个个奉公守法谁也不接触公安局的人，不认识法院检察院的人，整个天堂乐队过去只有吴晓一人攀得上权势二字。
林星又去找她的老师，找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向他们哭诉，但每个人都是万分同情爱莫能助。林星是个孤独惯了的人，从未和谁有过铁杆的交情，她那几天急不择路地到处奔走呼号，却找不到一个能够拔刀相助的朋友。她甚至硬着头皮去了长天公司，但没人愿意和她谈这件事。她直接闯进了现在主持公司工作的副总裁郑百祥的办公室，几乎要给他下跪，也没有用。郑百祥过去在吴长天面前是何等的忠诚恭顺啊，林星是亲眼见过的，现在却是一派公事公办的官腔。而且在他们谈话时还故意叫了两个干部在场，避嫌似的。他说吴长天父子的问题，公安部门正在调查，现在我们无权说话，不能干预司法。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吴家父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林星这才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世故，才懂得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几天之前，吴长天这个名字在这个集团公司的上上下下，还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因此她想，在做人的本质上，他们比她还要孤独呢，因为他们已不能够真心地去爱什么人，已不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什么人做出牺牲。她比他们要充实和幸运多了，因为至少她心里还有个吴晓，还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她给吴晓送去了换洗的衣服，送去了他爱吃的东西，还送去了钱。除了吃的东西，拘留所的警察都答应替她转交。但第二次她再去的时候，警察把那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地退给她了。退给她的理由很简单：是他自己不收的。
“他为什么不收？”林星问。
“这我们不知道。”警察答。
“他知道这都是他家里给他送的东西吗？”
“我们说了，他不收。他说他没家。你是他什么人？是姐姐还是妹妹？”
“我是他爱人。”
警察上下打量她，对她的年龄有些疑问：“你们已经结婚了吗？还是在谈朋友？”
林星没有回答，她抱着吴晓的衣服，回了家。回家后，还是抱着这些衣服，一个人哭。难道他还在恨她吗？还不能原谅她吗？这是林星最最害怕的，这个打击她承受不了。
在这天的晚上，她发起了高烧，她已经好多天没去做透析了。也没有认真吃过一顿正规的饭。她躺在床上全身剧疼，心里朦朦胧胧地，想着就这样让自己死了吧。可她扔不下吴晓啊，她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再见到他。于是她滚下床，一步一晃地挨到楼下，坐在马路边上叫出租车。出租车都不敢拉她。路过的人都绕着走，绕着看她。终于有个老头儿过来问你怎么啦，她哑着嗓子拼尽全力才说出话来：“我病了，想去医院……”老头儿这才张罗着拦车子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她没死。她在医院躺了好多天。还是肾的毛病。
除了天堂乐队的一个钢琴师外，没人来看过她。那钢琴师是乐队里年纪最大的。他和鼓手一起托了关系去看守所见了吴晓一面，给他送了些东西，然后带了些吴晓的情况到医院来见林星。他说吴晓在里边挺瘦的，但没生病。可能最近就要开庭审理他的案子了，他自己没请律师，法院就给他指定了一个。听那律师说，吴晓的罪名是“包庇”。
林星问：“你们给他送什么东西了？”
钢琴师说：“衣服，吃的，还有一千块钱。”
林星问：“他收了吗？”
钢琴师说：“吃的警察不让收，衣服和钱他都收了。”
林星愣愣地，半天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她问：“吴晓，他问我了吗？”
她看着钢琴师的嘴巴，她害怕他说没有，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两个字。那钢琴师面色沉闷，目光回避，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没有。”
林星扭头看窗外，她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回答。
钢琴师也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那我走啦。”他看见林星低了头，双手掩面，想劝她，“他可能认为……他们都说……是你出卖了他。我来看你，没有告诉乐队的那两个人。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吴晓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在里边还可以，听说也没挨打。”
钢琴师走了。林星捂着脸，想哭却不敢出声。这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护士和家属，她不想让别人过来注意她，关心她。
几天后钢琴师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吴晓开庭的日期，他说你最好别去旁听了，受刺激。但开庭那天她还是从医院跑出来去了法庭。因为她特别想见见吴晓。
法庭比她想象的要小。拥挤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残缺的天堂乐队，乐队的三个人也看见了她，但没人和她打招呼。从身边听众的议论中她知道，今天来旁听的大部分都是吴晓的乐迷。
吴晓给带出来了，林星的眼睛几乎不敢看他。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剃得这么短过，毛茸茸的只剩下可怜的一层。短头发使他有一种很委屈很幼稚的样子，惟有神情老成麻木。繁琐的开庭程序之后就是公诉人宣读诉状，控告吴晓在李大功杀人一案中知情不举，并且企图协助其父逃逸，犯有包庇罪，建议法庭依法惩治。诉状之后是律师答辩，虽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但也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主要论点是被告并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观故意。接下来开始法庭调查，双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证物证。在这个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吴长天尸体上搜出一张从北京去广州的飞机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处调查时发现，购票底单上的购票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吴晓，留的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吴晓的。
这还不铁证如山吗？
林星这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吴晓。她这才知道那一天他是跑去和他爸爸单独见面了。
律师对自己的角色还是忠实的，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说明吴晓在帮他父亲买票时并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针对这个辩护，公诉人请书记员当堂宣读了公安机关的一段讯问笔录，不仅搞蒙了律师，也震惊了全场。
这段笔录让林星几乎疯了！她没有想到她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谈话，竟被制成了正规的证言，而这证言竟成为致罪吴晓的关键一环。
问：“……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答：“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M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答：“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没找到……”
林星站起来，她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她喊不出来，因为她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她脑子里轰轰隆隆地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给她打针、输液。医生问她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她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不说。
输完了液，她彻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她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她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她五十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
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她。
她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还跑得了！”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予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免予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吧。吴晓这个人，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她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急得双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车，高声问道：
“那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钢琴师平静地说：“已经放了。”
“啊？那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见他，就回家看看去吧。”
林星放了钢琴师，她疯狂地跑到马路当中拦出租车。盛夏已过，白天比过去短了。她赶到扬州胡同自己家的时候，天已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几分凉爽，但整个气氛还是夏天的。林星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的刹那心里已经有一点凉了，因为屋里没有开灯，而且静无一声。
她打开了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去卧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去看了尘封的阳台，肯定没有吴晓。她打开衣柜，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想分析吴晓是否回来拿过东西。她看到衣柜里吴晓的衣服，抽屉里他们两个人的钱，一针一线、一分一毫，全都没有动过。
她傻傻地，站在屋子里，心里笼罩了一个最痛苦的判断：他说回家，难道是回了京西别墅？
她几乎连门都没锁就跑下楼去，叫车直接奔往京西别墅。京西别墅已经物是人非，门前的气氛透着几分凄凉败落，路灯都是灭的。与不久前林星来时的境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开门的人也不是那个保姆了，换了个男的，穿着西服像个干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问你找谁？林星说：吴晓在吗？那人说：吴晓，哪个吴晓？林星指指里面：他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人好像明白了：噢，是原来那个……是那个谁的儿子吧。来了，拿了他的东西又走了。
终于找到了吴晓的踪迹，林星兴奋极了，一切疲劳困顿都挥之而去。她来不及去想这干部模样的男的仅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员还是这里已经彻底换了主人，就连忙打着车又匆匆往回赶。赶回扬州胡同一看，她几乎精疲力竭地瘫在地上：屋子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