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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星拉开门跑出去，跌跌撞撞地，哗啦一下碰翻了一个服务员手里的大果盘。她全身发抖，欲哭无泪，跑出了这家灯光暧昧的歌舞厅。她想她怎么走到这一步啦，任人侮辱，可这都是她自找的！她居然天真地以为聊聊天就能赚钱呢，她以为天下有这样的好人，好人有这样的好心。她的天真其实就是一种无耻，她无耻到想靠自己那张打了粉的脸，靠逢场作戏的假笑，靠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就能从男人手中骗钱！如果吴晓知道她是这样下贱恶心，怎么还会回来！想到吴晓她的眼泪终于滚下来了，那一哭便哭得无地自容，哭得心灵与肉体都疼痛难忍。她明确地感觉她快要熬不下去了，她已经好几天都没去透析，她想自己大概真的熬不到吴晓回来了。
前边横着一条宽宽的马路，夜行的汽车一辆一辆开得争先恐后。她想过去，刚一走下路沿儿就眼前发黑。坚持走了几步，突然当街呕吐起来。这一吐把她最后的一丝力气吐净了，觉得天昏地旋的。她想蹲下来，不料整个身子都失去支撑地趔趄了一下，便摔倒在马路上了。但她的意识还未完全丧失，她能感觉到那些过往的汽车在她身边减速绕行时地面发出的震动。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搭救她。就是好人也不敢停车。好人坏人都怕遭遇讹诈。终于，有辆车毫无社会经验地停下来了。有个人傻乎乎下车弯腰看她，用英文问她要不要帮忙。是个外国人。她一句话都说不出，不知过了多久，她的身子飘飘忽忽地离开了冰凉坚硬的地面，那老外身上的香水味道带出一种薄荷的气息，给她麻木的头脑沁入一丝细微的刺激，使她的意识稍稍恢复了少许。她意识到她被人抱起来放进了汽车，之后，她终于完全没有知觉了。
她是在中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苏醒的，第二天又被转到了友谊医院。那位救她的老外留下了一束鲜花并且为她支付了这一天的治疗费用，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从护士的口中她知道他是某个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留着整齐好看的接近于马克思式的大胡子。
但他肯定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离林星也还很远。她住到友谊医院之后，只做了一次透析就想出院，她知道自己已经没钱在这里住下去。出院的要求提出后，值班医生告诉她，主任要找她谈一谈。
她被带到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见到她就说：“听说你想出院啊，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她低头，说：“没有。”
主任说：“我告诉你呀，你这回不但不能出院，而且，还要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把你的肾脏移植手术做完了，让你养好。然后，让你高高兴兴地出院！你没意见吧？”
她抬头，看主任，看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是幽默还是恶作剧。她笑了笑，想核实一下自己的听觉：
“手术？”
“对呀。”泌尿科的这位主任有五十多岁了，一向不苟言笑，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知识分子。他重复说：“我们要把你那个坏死的肾换了。”
“换肾？”
主任的助手，一个年轻些的医生插嘴说：“再不做这个手术你就完了，不是吓唬你，赶快做吧。”
主任说：“第一阶段，我们要把你的身体全面检查一下，不过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然后，要选择合适的器官源……”
林星只能怀疑自己尚未睡醒，她故意放大声音来刺激自己的知觉：“主任，我没说过换肾呀，我没说过要换肾！”
主任看着她，说：“你想知道你这个情况再拖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你下次再昏过去可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
林星鼻子一酸，眼圈立即红了。自她得了这病之后，从没有任何人，包括医生，也包括主任，跟她说过一个死字。做医生的人也许都是刻意回避这个字眼的。刚才主任说到了死，但也没用死字。她想，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吴晓也离她而去，这个世界对她已经没有一丝挽留了，她不怕自己说出这个字来：
“主任，我知道我快死了，我也没想我还能活多久……”
主任和他的助手对视一眼，大概没想到他们会把林星的情绪弄得如此伤感。年轻医生笑一下说：“别这么悲观呀，你才多大。”
主任也鼓励说：“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敢说什么，现在既然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了，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的。我们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
林星不明白。
年轻医生说：“手术的费用你的朋友已经替你付了，你放心好了。”
林星不敢相信地问：“谁？我的朋友？”
早上七点整，林星上了担架车，被护士们推着，穿过拐来拐去的长长的走廊，往手术室去。她盖在棉被里的身体是赤裸的，就和二十一年前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模一样。现在，她正沿着这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走向自己的新生，或许，走向最终的死亡。她已经被医生郑重地告知手术可能存在的失败和风险，她连想都没想就毫不犹豫地在应当由亲属签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找不到任何亲属，为她签这个字。
签字时她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痛苦和恐惧，尽管她在这世界上是如此的孤独，却难说一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豪言壮语，因为她毕竟还有一个放弃不了的牵挂——如果手术失败，如果发生了意外，她就再也见不到吴晓啦，她想吴晓能知道她的最后一刻还在等着他吗？
在手术的前夜，她非常郑重地，悄悄写下了自己的遗书。遗书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吴晓”几个字，工整规矩，而正文的笔划则控制不住地潦草和激动起来。千言万语拥挤在笔端，落墨之后才发现不知该说些什么，心情的哀伤让她的诀别变得极其简单：
亲爱的吴晓：
明天，我可能就要永远离开你了。现在，我心里特别孤单。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我还没有报答呢。如果人死之后还有灵魂的话，那我真想看到你又有了幸福的生活，又有一位比我好的女孩爱你！也许你以后会养一只很懂事的小猫，那就是我变的。
让我再吻一下你的名字吧，吴晓！
林 星
这些告别的话让她掉泪了，收笔的刹那她突然又想到了那笔钱，于是在自己的署名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
你的一些东西，我锁在咱家的衣柜里了，你一定去拿。
写完，她又想了一会儿，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交待嘱咐的。接下来她在自己的嘴唇上涂了红红的唇油，然后在遗书上长久地一吻，让自己的双唇和几滴饱满的眼泪，一起印在了吴晓的名字上。她封好了信封，信封上写了钢琴师的姓名，并写明转吴晓收。最后把信封压在了枕头的下面。
上午八点，手术正式开始。麻醉针是从后背打进去的，她感到了疼痛，整个呼吸都收紧了。有人在她身后问：“疼吗？”她摇头，说不疼。那人便说：“深吸气，别紧张。”她照着做了。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身边不知什么仪器发出的嘟嘟的响声上，那嘟嘟的响声像是在数分读秒似的，给人一种时光流逝的失落和空茫。
她听到了手术器械的叮当声，间接着医生们的话语：这个纱布拿掉……一号尖嘴钳……吸引器，吸引器，准备血管钳，快点……血压一百四——九十五，给毕主任找个脚凳来。把床再稍放低一点……她知道今天是主任亲自操刀。虽然视线不及，但她能听出身边的医生很多很多。
事前医生并没有说明是全身麻醉还是局部麻醉，但手术开始不久她就昏然睡去，睡得很死，没有做梦。醒来时手术已经结束了，她已经躺回到病房里，医生护士尚未散去。她想叫主任，主任不在。那位年轻些的医生俯身看她，问：“醒了吗？感觉疼吗？”她的声音在胸口上郁积着，老是找不到发出来的位置，费了半天劲儿才说：“不疼。”气韵微薄。医生要求：“大声说。”她用力发声：“不疼。”医生见她终于发出了声音，放心地笑笑，说：“手术很好，你放心，那个肾脏已经活了！”
她全身没有一点劲儿，软得几乎找不到知觉，但她还是忍不住把最后一点力气推向舌尖，向医生确认：
“活了吗？”
“活了，接上以后颜色很好，没有黑，也没有花掉，说明循环很好。你看它已经帮你排尿了。”
林星哭了。她知道她得救了。
手术后她在医院住了很久，等着身体完全康复。医生和护士都对她很好，还专门找了一个特护员给她喂水喂药，晨昏伺候。她想，她是什么时候积了这份德呢？尽管她在手术前就一再追问，可医生始终也没有告诉她，究竟是什么人，承担了这一切的费用。
在手术后第一次能够下地独自行走的时候，她就去了泌尿科主任的办公室。她说主任，我好了，我来谢谢你。主任说谢我干什么，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她说：主任，请您告诉我，是谁让您救我的。主任说：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这样吧，我再和这个人说说你的心情，最好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
然后就没了消息，几天后她听说主任出国考察去了，一去就是很多天没有回来。她把特护员退了，她很难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按小时收费的昂贵的护理。还有术后恢复性的透析，还有医院病房的床位，还有药，还有一日三餐……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开支，难道不需要她用什么方式，来一一偿还吗？
冬天到了。下第一场雪之前她出了医院。扬州胡同的家里，还没有烧起暖气，屋里的冰冷和尘土，给人说不尽的萧瑟凄凉。她出院后的第一顿饭没有在家做，家里什么都没有，冰箱里的东西早已腐败不堪。她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去了一条小街，那街上有一家她只来过一次就永生难忘的小饭馆，那饭馆的名字叫做“小四川”。
饭馆里人挺多，但她结婚那天用的小单间还空着，桌椅依旧，陈设宛然。她进去点了一个锅巴肉片，这是那天婚礼上吴晓最爱吃的一道菜。虽然时过境迁，但那个晚上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使人依依。那个没有伴娘没有伴郎没有司仪没有双方亲属甚至没有任何程序的婚礼，是她此生度过的最最隆重最最喜庆也最最神圣的时刻。很久以后他们才听说按规矩婚礼的时间应该选在中午，晚上举办婚礼的，一般都是二婚。
她想，难道就是因为选错了时间，他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她又想起键盘手当时喝醉了，酒后真言地说过黄历上记着这是不宜嫁娶的一天，难道就是因为冲撞了这些灵验的规则，他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她看看单间外面就餐的人们，都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的样子。也许是快要过年的缘故。现在，是这一年中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世纪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千年最后的几天了。按照某些西方宗教的说法，这不仅仅是纪元的终结，而且是人类的末日。但看看眼前这些人们，一个个多么的轻松快乐，带着过节的心情。由此可见，西方宗教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中国人还是相信龙年大吉，连这小饭馆的墙上贴着的葡萄酒广告，都醒目地写着千禧龙三个喜洋洋的大字。林星想，她也应该高兴的，她终于能够健康地走出医院，重新走进生活，走进新的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她还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件事情，都在狂欢着送别这个时代最后的几个小时，迎候那一线崭新的曙光。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信奉什么宗教，无论是不是敌对的双方，在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时刻里，心情全都一样了。电视上，全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科学家们、作家们、明星们，都在激动不已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普通人也一样，在辞旧迎新的时候总要浮想联翩，许下种种期待和心愿。林星想：但愿她的好运会在几个小时之后的钟声里，重新回来。
在最后的这个夜晚，全世界每座城市，肯定都有一个中心，像一个祭坛那样，让那些领导人和各界精英在神圣的仪式中代表人类迎接两千年的第一个黎明。小人物们、老百姓们，在让精英们代表着与时代进行壮丽对话的同时，也想和亲人，和朋友，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找个地方聚在一起，为自己的一点凡人俗事、内心隐私、事业钱财、儿女情长，而衷心祝祷。林星想，她去哪里呢？和谁呢？祝祷什么？
她一个人，在扬州胡同那两间没有开灯的小屋里，呆到晚上十点，还是下楼上了街。街上都快没人了。人们此时果然不是合家相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