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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又一次刺激了“联动”的狂热性。既然放人了，就说明当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错误的，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失策。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中间少部分人更加大胆、也更加顽强地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当时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派性斗争。5月初，“联动”部分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28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28中达3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点的人。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