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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6－1、“五·一六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