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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的声音。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派”的冲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标直指“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交给了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眼中的“红秀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