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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政府开放的自由港，重税进口的东西在这儿便宜得多了，家人们自然而然的涌进百货公司里去购物，我甘愿坐在外面街上的露天咖啡座等候。荷西的姐姐奇怪的说：“这个人连百货公司都舍不得逛，怪女人一个呢。”
我照例答了一句：“眼睛会堵住，太杂了。”
“你难道什么都不要？”又问。
我笑了笑摇摇头。真的太杂了，眼花撩乱好没意思。
百货公司虽然包括了人生种种不可或缺的生活形品，可是那儿的东西我真的不要了不是“难道什么都不要”，我还是要的。可是我要的东西不在那儿，我现在经营的东西太大也太小了，大过百货公司，又小得一颗跳动的心就可装满。它们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让它成为一个我自己也不去猜测的谜吧！
背 影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著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的怅望著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的依恋著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
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的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的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著一个大铜环，环上吊著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的劝慰著：“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的跟著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的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姆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著天花板，等著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著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的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了，堆著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著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著我生命中最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的沉默著，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著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著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著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要去葬仪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著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著我，拉著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材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著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著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著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著。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著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著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著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著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灸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的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又扶了扶正，心里想著，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的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的说。
“刻好请你自己来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呵！”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的握著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的感谢您。”
我不自觉的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著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的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著西班牙话，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
窗坍的海，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是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的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著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的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姆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刻班牙话，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的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拚了命也要跟著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著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的开著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的夹著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的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的弯著小腿在慢慢一步又一步的拖著。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著，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著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著大红衬衫跟著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的提著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著。
“我拿著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著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著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的说著。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著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著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